传教士于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直至清朝末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末年,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官员和学者提出翻译西方科技典籍的要求。由于当时中国人不懂外语,传教士不善中国文字,遂开启了传教士口述,中国人笔录的合译方式。随着国内翻译学科的发展,这一口译笔录式的翻译活动逐渐被该领域的学者关注,并引入到口译史的研究范围之内。作者以这段口译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传教士口译员在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作者引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概念,以利玛窦、熊三拔和艾儒略等三名传教士的口译活动为例,分析传教士口译员充当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发挥守门作用的原因。研究发现,传教士口译员所在的社会场域决定了他们首选数学和天文学文献进行翻译;在社会场域状况发生改变,不能再继续翻译数学和天文学文献时,传教士口译员会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转而翻译与其教育背景相同的书籍;传教士口译员所拥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同时在选择合作者时发挥作用,另其选择最具资格的合作者,保证翻译成功;传教士口译员出身欧洲,长期以来接受的思想意识逐渐转化为惯习,他们深信欧洲乃世界最发达、最具文明的土壤,因此在许多译著中保留了大量鼓吹欧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