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尤其是经毛泽东本人生前亲自审定的诗词和毛泽东去世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后公开发表的诗词，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也被用多种语言以多种方式译介到世界各地。仅英译单行本，国内外迄今已有20多种。　　已有的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诗词译者对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原则和方法的探讨；二是对毛泽东诗词译作的研究。前者除了体现在译作的序跋，也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后者主要是研究论文。已有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博士论文1篇（张智中，2008），就毛泽东诗词12个英译本从诗词形式的转存与叛逆、修辞格的传译、意象的再现、语言风格的传达、文化的传真、不同的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另有两篇博士论文（马士奎，2007；李晶，2008）从意识形态对翻译操控的视角研究“文革”时期我国的文学翻译，都涉及到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　　作为诗人，毛泽东身份特殊，其诗词作品的国内传播、汉外翻译及国际传播的途径方式和普通诗人明显不同。本研究遵循皮姆（Anthony Pym）的翻译史研究原则，采用描述翻译学（DTS）的方法，结合文本对比、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把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从翻译的功能、翻译的过程和译本等三个方面进行较全面考察，反映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的历史。集中研究毛泽东诗词通过英语的对外译介，英译本传播范围最广，其他外文译本的翻译也往往参照英文译本，英文版本产生的影响是其他语种版本无法相比的，毛泽东诗词作品的英文译介基本能反映出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的整体情况。　　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国内主要通过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出版翻译单行本；国外采用的途径更多：学术刊物、诗歌选集、毛泽东文选、诗集翻译单行本、毛泽东传记等。国内的对外译介始于1956年毛泽东诗词集中公开发表后，历经英文刊物译介、毛泽东时代“单一化”译文单行本、后毛泽东时代“多元化”译本几个阶段。国外的译介始于1930年代外国记者的零星译介，后经学术期刊散篇诗词译介、出版译文单行本、收入中国诗歌选集、收入毛泽东传记等几个阶段。　　通过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历史的研究，我们有如下发现：　　1）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从一开始就受到当下意识形态的操纵。无论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诗词零星的对外译介、50年代末集中的对外译介、60年代初“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组成、“文革”末毛泽东诗词“官方译本”的出版，还是改革开放初我国多种风格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爆发式”的出版，都具有浓厚的当下意识形态色彩。英美对毛泽东诗词比较集中的译介，无论是通过学术期刊、收入诗歌选集、收入毛泽东文选、出版英译单行本还是其他途径，主要集中在英美和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对立的时期。　　2）毛泽东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其诗词对外译介途径的多样性。通过毛泽东诗集单行本、作品收入中国诗歌选集等凸显的是革命家（或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身份；通过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文选、毛泽东传记或中国革命史研究著作，凸显的是诗人革命家（或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身份；通过译介诗词作品和诗词书法手迹，凸显了书法家诗人的身份。　　3）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服务于多种目的。毛泽东时代国内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主要目的有二：输出中国文学和输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后毛泽东时代，我国对外译介毛泽东诗词，主要是文学的输出。国外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服务于以下几个目的：一是输入优秀中国文学作品；二是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政治文本”，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提供参考文献；三是把毛泽东诗词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史的记录，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史料。　　4）国内译介毛泽东诗词对原作的理解更准确全面，反映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新成果。毛泽东诗词和其他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古诗词不同，绝大部分作品是毛泽东亲历革命斗争的诗意表达，因此对外译介毛泽东的诗词不但要正确理解原作，而且要忠实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诗词风格。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总体而言，国内的译本对原作的理解更准确，译介更忠实原文，译本反映最新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成果。迄今未见由母语非汉语的译者独立完成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　　5）国内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已经历三次高潮，国外译介毛泽东诗词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时代”。国内的对外译介途径基本上只有英译单行本，国外译介途径更多，但主要途径也是出版英译单行本。就国外通过出版英译单行本译介而言，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虽高，但作品数量相对于职业诗人而言不能算“丰富”，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超过作为诗人的声望，因此在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诗词通过出版单行本译介的方式减少了，译介主要通过毛泽东传记这类毛泽东研究著作。　　6）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不会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停止。国内毛泽东诗词的深入研究，不断取得成果，这些成果将不断融入新时代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国外也不时有新的译本出版。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1）“译介受众”的研究不深入，“译介效果”的研究未涉及。“考察中国文学译介就是要考察其译介过程的不同要素，即考察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这五大要素”（鲍晓英，2014:39），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研究也不例外。本文虽然涉及到“译介受众”，但没深入探讨；虽然对译本的译文有评价，但不是基于“译介效果”的评价，而是主要基于在一定意识形态背景下译本的不同风格，以及译文是否“忠实”原文。在异域文化背景下，有时“忠实”原文的译文在读者中的接受效果，未必优于不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创造性叛逆”和“改写”性的译文。（2）本研究涵盖的毛泽东诗词译介的语种有限。毛泽东诗词通过不同语言在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传播，虽然毛泽东诗词对外的英语译介能基本反映诗词整个对外译介的状况，由于本人掌握外语语种有限，研究仅限于英语译本，难免遗漏极有研究价值的其他语种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