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上探讨的热点之一。目前的大多数文献都认为,金融发展总体上可以促进创新。但是落到我国城市区域水平上,这样的结论还成立吗,金融发展又有哪些渠道可以促进创新,并且在不同的城市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区别呢。本文致力于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期待为上述问题提供一定程度的解答。2012年开始在温州等地进行的国家级金融试验区改革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和观测视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的一定试点城市进行的国家级金融试验区改革可以视作是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这一次准自然实验可以较好地观测到金融发展这一变量因金融改革而产生的各种变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上述准自然实验的结果也可以为探究金融与创新之间在城市或区域层面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和结论。因而本文采用了2004-2019年共计16年的293个全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确实起到了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促进城市的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上,对于城市的一般层次创新没有显著的效果。此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对于城市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中西部地区所产生的对城市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水平的促进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在我国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省会城市的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在我国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于小城市的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城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对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城市的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新广度上,而对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政策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深层次创新上。本文采用了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样本区间、安慰剂检验、倾向匹配得分法等多重稳健性检验方法用以保障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论。在机制分析上,本文使用了逐步回归等方法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中介指标,发现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作为中介渠道从而促进实施城市的深层次创新和创新广度提升。基于本文得出的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继续促进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加快设立并进行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二是在设立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地区,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特质与特点;三是在已被设立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城市,要重视中介渠道的建设,在试点城市要加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方面的建设投入,以促使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效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选题上,以往的文献更注重于讨论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自身的评价体系和效果,而本文聚焦于讨论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对于城市创新水平的支持效应,目前来看,这一领域目前进行讨论的人较少。二是在创新效果的刻画上,本文更注重于对创新效果深层次、一般层次和广度三个层面的刻画。三是在影响机制上,对此讨论的文献有限,但是而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三个可能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三个中介渠道。四是在数据上,本文使用了最新的2004-2019年16年的全国293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覆盖面较广且数据使用时效性较强。本文的不足主要有:在有限的时间以及力所能及公开查找到的资料内,仍有一些城市的数据资料缺失,本文无法找到对应的数据将其补齐。此外,可能对于创新变量的衡量还不够特别完善和准确,单纯的使用专利数据量可能较为局限,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细致地刻画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