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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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作为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的双方行政行为,在进入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特征的行政法体系时,面临着是否需要法律根据的问题。原因在于行政协议通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协商一致达成而非凭行政机关单方意志作出,该“合意”基础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依法行政原则造成冲击。本文在依法行政原则之下,以行政行为的法律根据通说理论来考察行政协议订立的法律根据问题,具体方法上通过对行政协议现有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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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作为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的双方行政行为,在进入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特征的行政法体系时,面临着是否需要法律根据的问题。原因在于行政协议通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协商一致达成而非凭行政机关单方意志作出,该“合意”基础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依法行政原则造成冲击。本文在依法行政原则之下,以行政行为的法律根据通说理论来考察行政协议订立的法律根据问题,具体方法上通过对行政协议现有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考察,总结、分析行政协议订立的法律根据特点和要求。笔者发现,行政协议并未得到如典型行政行为一般体系化、类型化的建制;实践中行政协议也并非遵守如同行政行为一般的法律根据要求。多数情况下,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只要具备相应事项的行政职权便可通过订立行政协议的方式达成行政目标,在合法性的判断上,并不积极地要求行政协议的订立具有法律根据,而是要求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可。基于行政协议的法律规定现状与司法呈现的对协议订立的要求,笔者对行政协议与依法行政的关系进行反思,重新审视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的关系。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设想的行政图景已发生重大变化,依法行政原则也在这一变化中不断修正其内涵,行政协议作为应对这一变化的重要调整手段,适当放松对其订立的法律根据要求具有合理性。然而,长期来看,还是应当加强对行政协议的规范控制,敦促行政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订立行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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