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观念自后工业时代开始过渡到生态中心主义,农用地的管理、利用、保护备受重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适用范围亦在逐渐扩大,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打击出现了一定的重刑化倾向。实践中有些土地性质并不明晰,在这些土地上进行非农业活动,造成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农用功能的减损,此种行为如何定性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何谓刑法意义上的农用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有哪些,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中的“危害结果”标准如何确定,是刑法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王某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为例,结合王某成在其承包的性质不明的土地上堆放石料、石渣,造成土地功能的破坏,在一年之后通过积极修复恢复了原有的种植条件的具体案情,研究了检方、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理由,以及辩方、再审法院认为其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提出本罪行政犯的本质、空白罪状的表述带来司法适用问题,探讨了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土地性质的依据、行为方式的判定、危害结果标准等。全文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王某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案情,分析本案的分歧意见,归纳总结出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中的“农用地”的判定依据是现状地类还是规划地类、“非法占用”与“改变被占土地用途”是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判断是否“改变被占土地用途”的实质标准是“非农业建设”还是“破坏土地种植条件”、可恢复种植条件是否属于造成农用地毁坏等四个案件争议焦点。第二部分:相关法理问题的分析。本部分以争议焦点为核心,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对象、行为方式、行为结果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在行为对象上,明确性质不明的土地应当以规划地类为判断标准,对本案的行为对象进行定性;其次,通过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政前置条件的探究,分析“非法占用”与“改变被占土地用途”的关系,判断堆放石料、石渣行为是否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最后从罪量因素体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厘清非法占用行为达到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回应此前的争议焦点。第三部分:本案的分析与结论。本案中王某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是其不构罪的理由关键在于涉案土地应按照规划地类认定土地性质,即该土地为未利用土地。但是假设涉案土地为农用地,那么行为人合法占有土地后擅自堆放石料、石渣、符合本罪非法占用并改变土地用途的客观行为方式,种植功能的恢复无法推翻已造成毁坏土地的事实,行为已经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所要求的危害结果。第四部分:本案的启示。结合本案与类似争议案例,占用性质不明土地、造成土地农用功能破坏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主要是由于行刑衔接不畅、土地价值难以评定、对土地犯罪案件的重刑倾向严重,因此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当明确农用地价值保护的测量标准,建立与其他法律机制的协调配置。此外,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能任意越过行政违法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