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旨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为了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平衡两者的有力手段,因此在现阶段实施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践行绿色发展创新理念,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的研究框架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梳理出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第二,利用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区域生态效率,并结合GML指数及其分解分析生态效率变动的原因;第三,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第四,为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的传导机制,选取绿色技术创新做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各区域生态效率水平不够高和地区差距大问题同时存在,各地区生态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存在差异性影响。（3）门槛效应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提升存在双门槛效应,只有合适的环境规制手段和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更好地促进生态效率提升。（4）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科学设计和环境政策的落实力度,实现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环境治理格局,从根本上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