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服务贸易比例持续上升,服务贸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目前我国服务出口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整体技术含量水平较低,服务产业结构单一,服务贸易结构和增长方式亟待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支撑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褪去。“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应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因此,如何增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推动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水平迅速提升,这极大地扩大了我国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助推我国服务产业出口升级。本文从出口技术复杂度角度出发,研究数字金融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对于研究如何促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服务贸易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数字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理论研究角度深入分析了数字金融突破传统金融体系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了数字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复杂度的作用路径;其次,测算了2012-2018年我国21个省份的数字金融指数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数字金融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提升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所面临的金融困境。随后,从实证角度研究2012-2018年我国2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各省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对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支撑作用更为明显,其次为中西部地区。第三,通过构造交互项,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影响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得到验证,其中,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进而提高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大于通过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