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规划布局是中国基于新时代背景,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所提出的合作倡议。而投资与贸易的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的重要方式,因此宜着力发展投资贸易便利化,创造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构建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进展,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逐渐成为我国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冰山成本和利润,还影响着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投资、贸易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长期以来金融发展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也影响着企业投资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可目前来看,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当国内获取资金较为困难时,企业可以在东道国当地进行融资来弥补母国融资的不足,满足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需求。考虑到金融发展在现代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引入这一变量来研究其在东道国贸易便利化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调节效应,以此更加准确地把握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优化。首先,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选取合理的指标构建了一套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选取“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其次,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东道国贸易便利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即: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会使得冰山成本下降,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对于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企业会相对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由于缺少投资所需资金以及无法承担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出口贸易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从而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但是,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而言,企业也更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冰山成本的下降使得海外生产成本降低,企业为了跨越贸易壁垒,了解消费者需求,更加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市场。对中国而言,其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并且近些年来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本文分析了金融发展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即:当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时,减少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了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从而正向调节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再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强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3）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发展都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结果较为显著;但当加入金融发展和贸易便利化的交互项时,低收入国家的结果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环境因素更为复杂,政治也不稳定,从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一定的障碍。最后,基于上述现状、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提出了关于正确理解贸易便利化、金融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三者的关系,以及运用这种关系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把握中国投资区位选择,优化投资布局的对策建议:中国应尽可能地选择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可以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软环境改善来提高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沿线国家金融市场改革来提高其金融发展水平,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