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和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相互交织的当下,绿色创新已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新引擎。作为我国积极践行低碳社会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尝试,低碳城市试点正逐渐显示出其在驱动绿色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但当前从企业层面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绿色创新效应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企业所有制或污染排放密度等异质性特征,忽视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下的异质性表现。出口企业身处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可以充分利用两种创新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绿色创新意识与创新行为。基于此,本文以出口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层面探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其次利用2004年-2018年我国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所有制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两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再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否通过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政府增加财政补贴、缓解融资约束等中介渠道影响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行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增加非出口企业、样本调整、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2）相比国有企业,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非国有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对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相比高市场化程度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推动我国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但是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新时代中国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低碳城市建设、激发出口企业绿色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