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储蓄水平不断上升,国家储蓄水平的升高不仅代表着居民储蓄水平的升高,更重要的是,也代表着企业储蓄水平的稳步上升,而企业储蓄水平上升往往是引发居民储蓄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企业储蓄行为进行研究成为了现阶段各学者的研究重点。2017年8月14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备忘录,明确指出将对华展开贸易调查。16日,美国联邦贸易代表公署提出将对中国市场进行301调查,除此之外,“201调查”“232调查”的展开也拉开了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17年成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准自然实验,所以,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关系,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基于企业储蓄的视角,以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贸易调查为切入点,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储蓄水平的影响。综上,本文从微观角度利用2016年海关数据与2010-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构建独特企业级数据集,以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是否与美国有进出口关系将企业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得出,中美贸易摩擦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储蓄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由于2017年前不同制造业上市公司对美贸易依赖程度是不一致的,这也为本文区分对照组和实验组提供了基础。此外,为了更好地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储蓄水平的影响机制,本文还引入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并对企业异质性特征做了进一步的检验,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储蓄的渠道效应以及异质性企业储蓄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中美贸易摩擦程度加剧时,企业储蓄水平显著上升;当中美贸易摩擦程度减弱时,企业储蓄水平显著下降。对于中介变量,当企业面临恶劣的外部市场环境时,企业所遭受的融资约束将会更大,此时企业为了未来的发展,拥有更多储蓄便成为了首要选择。所以,对于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高储蓄的促进作用越强。此外,当对企业进行分类时也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非国有企业储蓄水平上升高于国有企业。除了进行本文论点的实证研究,文章也针对上市公司和政府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与高储蓄问题的加剧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达到缓解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储蓄水平持续升高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最终解决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