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合同解除的效力方面,而合同解除的涵义、标的、发生事由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中的数个重点疑难问题,由于理论研究的缺失,长期得不到重视。本文从基础理论入手,力图修补长期不被重视的合同解除基础理论疑难问题,并对其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首先论证广义解除的概念并无多大实益。实际上协议解除也并不需要纳入到合同解除制度内,将协议解除纳入解除制度会破坏解除制度的体系,不合逻辑。在第二部分,文章在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条件未成就的附停止条件合同和期限未到的附始期合同均可解除,并在考证意大利和阿根廷民法典基础上提出我们应该在立法上确认单务合同也可以解除,同时对合同法第195条进行了辨析。在第三部分,文章依次论证了《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不是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而应当是约定解除权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才是解除条件的规定;违反附随债务且导致要素债务不能实现时,债权人应当享有法定解除权;根本违约、预期违约与不可抗力作为合同解除法定事由存在诸多误读。在第四部分,文章论证了当然解除作为一个“死去的制度”,并不构成对“通知是合同解除唯一行权方式”这个命题的威胁。并对“催告解除”与“单方意思表示解除”进行了区分。本文对相关立法资料、学说资料和判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对每一个疑难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试图为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乃至合同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