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国际化企业的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生产率关系的探索性进行了研究。垄断优势理论首先将跨国公司理论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中分立出来,但还是一种纯粹的企业国际化的“动因”理论,未能解决企业国际化的目标市场选择与模式确定问题,更无法描述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式的演进过程。真正对企业国际化模式作出实质性解释的是Vernon(1966)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通过对产品发展的周期的思考并结合垄断优势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引入动态分析法,分析了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及其转移的过程,但是这种早期的跨国公司理论无法解释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模式与成长过程。　　 企业国际化模式研究上的突破性成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Buckley和Casson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他们认为,企业独特知识和技能的缄默性越强,企业越可能采取高控制模式的市场进入策略,反之则会采取较低的控制程度。严格说来,内部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模型,因为它仅仅指出了国际进入模式选择的大致规律,它无法给我们指出特定条件下企业采取高控制模式与低控制模式之间哪一个控制程度点是最恰当的。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弥补了内部化理论在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这一缺陷,它融合垄断优势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指出了跨国公司国际化模式选择的一个精确推导。但是,折衷理论关于国际进入模式的确定是在目标市场已经确定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从逻辑上来说,折衷理论抛开国际市场选择而仅仅论述市场进入模式确定是值得商榷的。同时折衷理论也存在其他的缺陷,比如对于不同时期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因素的变化缺少动态分析,也难以对不具备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出解释。对此,Dunning(1988,1995,2003)对折衷理论进行了一些发展,特别是在优势的动态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瑞典Johanson& Vahlne(1977,1990)创立的Uppsala过程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成长是自发和持续的,这主要通过“松散结合体”(loosely-coupled system)这一概念来解释。“松散结合体”意味着企业各个层次及各个位置的人员拥有不同利益目的和行为动机,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经验学习则主要发生在与某个东道国有经营往来的人员之间。这些个人在发现东道国的市场机会之后,便会推动企业在该国的经营卷入,由此开始企业在该国的国际化进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便拥有持续进行的动力,这实际上与该理论隐含的市场承诺和资源投入的不可转移性有关。遗憾的是,该理论认为企业利润最大化动机就是企业国际化的动力,并断定“企业国际化进程一旦开始,便会持续下去”(Johanson& Vahlne,1990),这种简单的描述并不能成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动因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的信息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促成了新经济的兴起,这种新经济在国际商务领域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型企业在其成立之初便实现了国际化,这种企业被称为国际新创企业(Oviatt&Macdougall,1994,1997),也被称为天生全球化企业。Oviatte&Macdougall(1994)发现这种国际新创企业具有全球视野、具有庞大国际业务网络,同时最重要的是企业领导者具有深厚的国际管理经验；此外,Madsen&Servais(1997)以及Knight& Cavusgil(1996)更指出这种企业最大的一个特征是其拥有怀着国际视野、勇于向国际进军的企业家。在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基础上,Oviatte& Macdougall(2000)提出了“国际创业”的概念,将企业国际化视为一种企业跨越国界的创业行为,显而易见,新兴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家的全球战略视野、国际创业精神和庞大关系网络是企业国际化的动因；企业进行国际化不再仅仅是对于利润的追求,更是由企业家实现其价值观和创业精神推动。　　 然而,研究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释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这一现象本身,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说明企业的国际化如何导致企业自身的战略和组织结构等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组织盈利、组织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本文以国际化企业的特征研究入手,讨论总结了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阶段性的特征和发展。在理论上建立了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关系之后,本文通过讨论国际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在企业国际化阶段性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企业国际化发展中企业内部的组织和实践,并最终对企业的生产绩效产生如何的影响。本文通过以下的三个假设想要达到以上的研究讨论的目的,最终通过对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32家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阶段、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生产率的测量和分析的实证研究对以上的三个假设进行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