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在基层。作为基层法治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乡村法治建设是衡量我国依法治国整体水平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呈多元化特征,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出更高要求。“社会组织参与”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法治资源整合、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对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公众参与理论为基础,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价值,以对当前乡村法治建设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分析为基础,研究“社会组织参与”在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实践困境,剖析既有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从法治视角提出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效能的建议。除绪论外,本文分为五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从公众参与理论切入,探讨作为公众参与组织化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价值。公众参与理论建立在“民主协商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的理论基础上。社会善治需要有效的公众参与。针对于如何有效进行公众参与,谢里·安斯坦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建构了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基于参与阶梯理论,本文提出“公众参与是多元的,尽管公众参与的影响力有高低之分,但公众参与的优化不是简单地推动公众参与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治理目的选择合适的参与形式。”在此观点基础上,分析得出社会组织参与作为公众参与的组织化形式,是符合当代社会治理目标的公众参与层次。重视并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第二部分对我国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以对社会组织参与中的“社会组织”定义、主要类型、参与模式等分析为基础,梳理社会组织参与的概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公众参与理论,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社会组织参与的优势及其功能发挥。论文第三部分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并对困境成因与表现进行了剖析。其中,内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社会组织在公众参与活动中暴露出的自身制度安排和治理问题;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是社会组织参与的社会公信力较低,参与过程缺乏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指引。造成实践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乡村法治文化土壤贫瘠、社会组织参与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缺乏社会组织参与的激励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的途径单一、缺乏有效的行为监管等。这些问题造成当前实践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效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四部分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实践困境,探讨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效能的法治保障路径。本文提出,以公众参与理论为支撑,从内外部影响因素着手,应坚定村民法治信仰、整合乡村传统道德与当代法治理念,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的乡村法治文化氛围;从技术层面提高立法质量,依法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的权利义务;应强化社会组织参与的责任意识,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激励机制;应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的途径,构建涉农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应依法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的行为,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强化社会组织参与的外部监管。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本文的创新在于明确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基本逻辑。社会组织参与是公众参与的组织化形式。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根据具体社会治理目标所选择的参与层次。从当前中国农村治理的现状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是符合社会治理目的的公众参与层次,对于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运用公众参与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实践进行分析,从法治视角提出了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基础、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的权利义务、完善激励制度、创新参与方式、规范参与行为等建议。本文存在的主要不足是对我国乡村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调研不足,对依法规范和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的建议还尚待结合实践进一步论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