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以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更好的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因此保证农民工稳定就业,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尤为重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进一步提出将“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一系列要求,为更好谋划和推动新发展阶段的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就业问题依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新形势和诸多新挑战。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大部分农民工被迫从城市退出,且后续农民工重新返城就业的人数减少,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扩大城市发展福利,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鉴于此,本文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分析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梳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以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职业选择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并清晰界定城市规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等相关概念。其次分别对城市规模、农民工、及农民工就业的现状进行考察介绍;并详细论述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理论机理和研究假设,进一步揭示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再次,在实证分析部分,通过建构Logit回归模型,对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分析,具体选择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通过采用替换变量以及更换计量模型进行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对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制进行检验。此外还基于样本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异质性展开具体的研究分析。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等级中具有差异性,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所产生的正向效应更大;第三,对于不同学历的农民工来看,城市规模对不同层次学历水平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皆有正向显著影响,但是在影响程度上具有差异性;第四,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产生的影响更显著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政策;深化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调与联系,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突破户籍限制,逐步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等政策建议,以期为稳定农民工就业,解决农民工城市就业问题,实现农民工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城乡发展提供可行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