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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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不断攀升，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环境管制水平可以适当缓解环境问题，但也会遏制FDI发展。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实施历史最悠久的市场型环境管制工具，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随着排污费的提升，FDI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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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不断攀升，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环境管制水平可以适当缓解环境问题，但也会遏制FDI发展。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实施历史最悠久的市场型环境管制工具，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随着排污费的提升，FDI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研究，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主要持两种对立的观点：“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产生上述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多数学者忽略了环境管制内生性的干扰，并且鲜有文献以实证分析来考察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基于中国部分地区在2008年上调二氧化硫排污费这一准自然实验，将环境管制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方法考察提高排污费对FDI流入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OLS、DID和PSM-DID估计结果均表明，提高排污费显著抑制FDI流入，该结论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能的微观机制检验表明，提高排污费会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研发费用和降低企业生产率等三个渠道抑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尤其是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为实现环境保护与FDI发展的双赢格局，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优化环境管制工具、精准扶持企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外资战略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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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一项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使学生及其家庭能够自主择校入学。进入21世纪以来，择校运动在美国日益获得广泛支持，参与人数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教育服务提供机构的方式日益多元化。然而，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缺乏竞争的优势，在择校市场中总是居于弱势的地位，择校市场化会带来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所以基于市场的择校改革一直富有争议。之后随着平权行动的兴
教育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目前对教育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环节，较少从基础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利用2004—2016年的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以地区中学在校生生师比和人均教育财政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质量，以综合指标H来衡量产业高度，对基础教育质量对产业高度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并从地区、人口流动两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讨论；然后将2011—2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是导致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长期改善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在近期的研究中发现，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并没有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步提升。那么劳动者是否从不断提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获益？这是社会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探讨，鲜有关注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受益人群。 鉴于此，本文从实证角度探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由于要素收入分配与中国不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式，因此这一问题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挑战。经济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收入分配的状况、成因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时间也正是中国信息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国近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极大提升了综合国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在这辉煌四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我国社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状则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课题。 相较国外学者侧重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生命周期理论、社会生产率以及年龄结构互补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则将重点放在公共政策、人口结构变迁、社会总储蓄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问题由来已久，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共识，特别是东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经济差距明显。以往的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差距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不幸的是，一旦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过于悬殊并长期得不到解决，则会阻碍资源在经济体内的有效配置，并最终拖累经济总体发展，同时造成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因此使得区域经济差距处于合理的运行区间是政策制定者在发展经济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决策因素。
过去40年，我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的投入。未来，随着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更加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经济发展已密不可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金融产业已逐步发展为其核心产业之一，这意味着金融产业未来将以集聚发展为中心。在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来衡量经济
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业市场的关注点也从就业率逐渐转向就业质量。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回流规模的不断扩大，返乡劳动力的就业质量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返乡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积攒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是否有助于提升其返乡之后的就业质量呢？不同的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劳动力就业质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峻，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探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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