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发展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我国旅游业发展起步于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实现了从事业接待向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目前，在世界旅游业的排位中，中国已经从1978年的40位之后，跃升至世界第4位。中国旅游业呈加速发展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旅游需求将在未来十年中以每年8.5％的速度增长。　　伴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景区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景区用地主要指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还有一部分是民营性质的主题公园等旅游区的用地。由于景区用地和其他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具有差异性，这些景区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多样，土地权属复杂。尤其是国家级各类景区，如相当部分风景名胜区，在建成景区之前的土地权属是农村土地，一直为农村集体和当地居民使用。建区以后，相关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在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上面很模糊，有些景区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些仅对部分地区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即使是比较规范的峨眉山景区，至今核心景区仍有1个乡、16个村、16000多个农民，其中的部分土地仍在当地农民名下。　　我国许多景区和农村地区的空间分布是重叠的，这种重叠性加剧了由土地产权不清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至少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1)在农村集体土地向景区土地产权转换过程中，农民利益没有得到充补偿;(2)在土地用途转换后，原住民的谋生方式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由于利益纠纷，导致景区农民和当地政府、管理机构和经营机构的敌对情绪、各种社会冲突和经济无序问题不时出现。由景区用地引发的各种矛盾，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或者只是等同一般失地农民问题。如何全面认识景区土地利用和景区三农问题，正确分析景区用地的利益关系和决策行为，实现旅游土地合理利用和三农利益保护已成为当前经济理论和旅游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课题。　　本文紧扣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以景区土地利用制度和“三农”利益保护作为切入点，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寻。在综述我国景区用地和景区“三农”利益的基本情况、国内理论界的主要观点基础上，文章首先厘清了土地、景区用地等基本概念，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农民”内涵以及利益本质，进而分析景区“三农”利益与一般性“三农”利益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景区农民在就业上是存在就业岗位，但是原住民自身素质不能满足景区发展的需要;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农民的总体收入相比非景区农民是较高的，但是忽视了其未来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在农村建设上，景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优于非景区，但是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等等。我国景区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农民，那么景区的用地制度，或者说景区的土地产权制度就成为局限景区发展的基本问题，通过对我国景区基本用地制度的分析，发现景区用地过程中土地制度是局限农民利益和旅游发展受限制的主要原因。　　本文根据产权理论，在产权性质上将景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保护型景区，一类是经济开发型景区，不同产权性质的景区，农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也不一样。论文通过博弈分析工具对资源保护型景区用地的两主体分析，认为在资源保护型景区用地的需求供给过程中，景区与农民是利益主体，农民的选择是出于对自身生存问题的关注及自身对市场适应性的忧虑，其选择含有希克斯效率的成分，这种用地选择中存在的机会主义成份为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同样通过利用博弈分析工具对经济开发型景区土地利用制度的三主体分析，得出目前经济开发型景区用地是地方政府、农民和开发商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通过对景区土地形成过程的博弈解析，揭示出三者不同的行为动机，尤其是通过博弈分析可以发现，与农民相比，政府和开发商在景区用地过程中不但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存在着“合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用地制度，存在着景区失地农民利益被侵蚀的可能，为了兼得保护农民利益和景区发展的双重目的，本文认为应该从产权、政府信用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最后，本文认为规范景区用地行为，加强对景区三农利益的保障，仅靠个人、市场的力量显然不现实，国家仍需在财政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本的培育、公共产品供给、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