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建筑业中的顽疾。腐败不仅对工程项目的工期、成本、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也阻碍了工程项目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虽然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高度关注工程项目腐败问题,并采取了诸多努力,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学者们认为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清晰揭示工程项目腐败的形成机理。遗憾的是,工程管理领域关于工程项目腐败形成机理方面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本研究从腐败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二元视角出发,在“激励-机会”的框架下分析制度因素和项目特征因素如何导致工程项目腐败,揭示工程项目腐败的复杂形成机理和殊途同归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已有研究中影响腐败的制度因素,同时还梳理了已有研究中影响工程项目腐败的项目特征因素。在考虑制度因素、项目特征因素均存在内部关联性,且在不同制度因素维度下工程项目之间也存在不同关联性的情况下,使用基于图的特征选择算法识别出工程项目腐败的最优特征子集。本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因素和经济制度因素对工程项目腐败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政治制度因素包括问责制、政党体系制度化、新世袭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包括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同时,项目特征因素中的项目规模、承包商数量、合同数量也对工程项目腐败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从工程项目中腐败需求方的视角出发,基于识别出的对工程项目腐败具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制度因素,本部分研究构建了政治制度因素对工程项目中腐败需求方——政府官员腐败的影响机理模型。具体而言,本部分研究分别构建了政党体系制度化通过问责制影响政府官员腐败的中介模型、新世袭主义对问责制与政府官员腐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基于上述二者构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对政府官员腐败影响的被调节中介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条件过程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政党体系制度化通过问责制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政府官员腐败;（2）新世袭主义对问责制与政府官员腐败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政党体系制度化通过问责制影响政府官员腐败的间接作用受到新世袭主义的调节作用影响。第三,从工程项目中腐败供给方的视角出发,基于识别出的对工程项目腐败具有重要作用的经济制度因素,本部分研究构建了经济制度因素对工程企业腐败行为的影响模型。具体而言。本部分研究以制度理论中的组织同构机制作为理论基础,将营商环境拓展为商业限制和规范性贿赂信念以对应组织同构机制中的强制同构和模仿同构,市场竞争直接对应竞争同构,构建组织同构机制对工程企业腐败的影响关系模型并讨论工程企业制度能力对上述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确定组织同构机制对工程企业腐败行为的作用边界。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强制同构显著正向影响工程企业的被动贿赂行为,模仿同构显著正向影响工程企业的主动贿赂和被动贿赂行为,竞争同构显著负向影响工程企业被动贿赂行为;（2）制度能力仅对强制同构与工程企业被动贿赂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第四,基于上述三部分的研究结果,本部分研究从腐败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二元视角出发,同时考虑影响工程项目中腐败需求方和供给方腐败行为的制度因素和为上述二者腐败行为提供机会的项目特征因素,在“激励-机会”框架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工程项目腐败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通过识别工程项目腐败的不同前因组态从而揭示工程项目腐败的形成机理和殊途同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新世袭主义和问责制作为影响工程项目中腐败需求方的制度因素是导致工程项目腐败的核心条件;（2）商业限制、竞争压力、规范性贿赂信念是工程项目腐败发生的辅助条件,竞争压力和规范性贿赂信念发挥的作用大于商业限制;（3）竞争压力和规范性贿赂信念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4）工程项目特征是工程项目腐败发生的辅助条件,并且配合影响腐败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制度条件发挥作用。在理论上,本研究补充了工程管理领域中工程项目腐败形成机理方面研究的不足,将管理学中腐败研究从个人、公司、国家层次拓展到项目层次,促进了管理学腐败研究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学中腐败的政治动力机制的融合。同时,本研究解释了已有研究中组织同构机制对腐败行为影响不一致的结论,将组织同构机制的应用从解释组织间相似行为拓展到解释组织间差异行为。在实践上,本研究有助于工程项目投资方评估和监管工程项目腐败风险,为旨在控制腐败的政府官员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同时也为治理和预防工程企业贿赂提供了指导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