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初步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全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其中出口额是2.21万亿美元,进口额是1.9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政府政策的推动和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业务的又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与政府大力倡导企业国际化进程不同,配套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仍然处于滞后阶段。尚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时不仅面临市场机制中一般意义的金融摩擦,还会受到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的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历史遗留的“所有制歧视的信贷”问题,又有基于关系型社会结构所引致的企业融资环境的迥异,更有大范围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分割现象,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影响。WTO报告(2013)指出的一国的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也是影响一国开展国际化行为的重要因素,并且是形成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国际化行为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如何有序开展的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心。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国家层面的新古典理论以及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性的新贸易理论。异质性贸易理论从企业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们强调企业间的效率存在异质性,由于出口时会面临较大数额的固定成本,包括获得外部市场的信息、目标国消费者的偏好和建立分销渠道等,因此,只有效率足够高的企业才能克服较高的出口固定成本实现出口。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因素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的演进。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化经营都会面临大量的需提前垫付的资金,而这一部分资金是企业无法从未来的销售收入或内部现金流来完全满足的。同时,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还需要提前垫付额外的固定成本,使得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较之国内销售更加依赖于外部融资。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研究着眼于考察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不仅是由外部需求缩减导致的,更为严峻的外部融资状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在经典的异质性贸易与融资分析框架下,探讨由于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的中国的特有现象(所有制因素、关系型社会结构以及金融市场分割)与融资约束的交互作用下(即中国市场中所独有的金融异质性)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机制,尝试解释其中与经典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预测不完全一致的现象(或称之为“中国悖论”),将边界外的贸易问题研究与中国的边界内的制度问题的探讨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提供来自贸易层面的支持。本文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总领概括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并对文章整体的脉络和思路进行系统性梳理。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文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涉及的有关金融因素与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研究作为起点,全面总结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并将分析的重心着眼于新新贸易理论对金融异质性和企业国际化问题的探讨,以此为本文即将开展的研究做必要的理论铺垫,也为更好的界定本文对新新贸易理论下的中国研究的边际贡献提供给了扎实的基础。第三章通过构建基本的金融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对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必要的验证。第四章在考虑了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所有制问题的基础上,系统性的分析了企业所有制因素对贸易行为的影响,尤其着重于关注国有企业的“出口悖论”问题的破解。第五章针对目前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关系型社会结构现象,通过民营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分析民营企业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对其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机理。第六章结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尚存在的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歧视现象,考察我国特殊经济结构下的金融与贸易问题的。第七章为结论、展望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在理论和经验分析基础上,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外部融资能力不仅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还会导致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出现“就近取舍集中”的现象。外部融资能力最弱的企业选择仅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口的形式步入国际化的行列,融资能力最强的企业则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国有企业在融资和非生产效率上的显著优势弥补了其生产效率上的缺陷,使得国有企业在总体上表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加倾向于出口的现象,这也就是导致“国有企业出口悖论”出现的原因。同时,由于“歧视信贷”现象的存在,政治关联扩大了民营企业间的融资异质性,对出口决策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金融市场的金融摩擦并不必然导致出口水平的下降,如果金融摩擦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不平衡上,那么它对出口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影响的相对大小。但通过信贷不平衡换取的高出口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福利损失。最后,总体上而言,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基于所有制歧视获得的信贷偏袒、政治关联引致的融资异质性对出口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减,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存在隶属关系企业的信贷政策偏袒的资源配置模式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