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是20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者。本文以威廉斯的文化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文本细读和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梳理文化定义,探讨威廉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变,认为威廉斯在自发从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了自觉的文化社会学建构,他的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威廉斯对文化做出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把文化解释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即文化的人类学定义;第二个定义把文化解释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即文化的符号学定义。二者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既强调了文化的日常性,肯定了大众对文化的贡献,又彰显了文化的表意性,揭示了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嵌入”式关系。这两个文化定义分别是威廉斯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进而从事文化社会学建构的标志,也是威廉斯转变学术研究范式,从剑桥文学批评家走向文化研究奠基者的学术起点。威廉斯的文化思想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他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出发,借助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自己对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并在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的观念,建立了文化总体性结构的动态分析模式。出于对社会生活总体性和文化物质性的理解,威廉斯最终走向了文化社会学。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文化生产论,另一个是文化传播论。一方面他以文化生产问题为核心,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对文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文化复制、文化创新、文化机制和文化构形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也颠覆性地把传播理解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敏锐地从传播的视角对文化和社会进行了考察:威廉斯把传播工具视为生产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来理解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问题;他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大众传播观念进行了坚定的批判,并深刻地指出现代广告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开始重视市场控制的产物,认为广告是用虚幻的魔法方式为社会提供意义与价值的失败尝试;在对专制传播体制、家长制传播体制和商业传播体制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威廉斯提出了建立一种民主传播体制的构想;他还对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电视——进行了研究,批判了科技决定论的观点,对电视文化形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威廉斯的文化生产论和文化传播论是他系统性地建立文化社会学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