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开始颁布实施。对于合同的效力问题，新《合同法》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定位于促进交易和保障秩序并举：为了促进交易，应当减少无效合同；为了保障秩序，国家应集中权力干预严重损害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以此为基点，《合同法》从我国的国情、社情出发，在广泛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原有立法作出重大调整，大大地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这对于我国经济法制的建设无异是一大进步。但参考国外先进立法例，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关于合同无效原因的部分规定不够准确，文义范围过于宽泛，仍可能导致许多合同被不合理地归于无效；二是在整个无效合同制度的构建上存有纰漏，如对于无效合同的救济制度未作出规定。另外，由于大家对法律理解的差异和判断标准的不一，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无效合同的确认较为随意和混乱，妨害了交易，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导致合同无效诸原因的深入分析，廓清概念，并提出确认无效的标准，以期对审判实务有所助益。同时，本文又通过比较法的分析并参考国内学界的观点，对构建我国的无效合同救济制度提出了设想。 本文分为四部分： 一、引言部分提出无效合同过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弊端，进而引出本文的主旨：在尊重合同自由与正确干预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边界。 二、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然后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合同无效制度的价值，并就如何认识无效合同的性质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理论的观点。 三、第二部分针对《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具体对导致合同无效的诸原因进行了分析，界定了概念，明确了构成要件和判定标准，尤其对违反强制性规范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违反禁止性效力性规范才导致无效的观点。 四、第三部分以较多的笔墨探讨了对无效合同的救济问题。笔者认为，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