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革命浪漫派小说产生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生的大传统期间，其意义在于持续促成以革命历史动力和乌托邦想象为中心的现代性崛起。在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中间，文学不断以其虚构性拆解大历史性的权威，并将历史和想象不断加以重新定位。革命和浪漫派本应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要素，展示着意识形态与自由精神的抵牾，这种分裂性不仅体现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实现、个人情爱与集团愿望的挣扎间，更鲜明地呈现在作品文本的具体内容和思想审美意义的徘徊之处，但是，透过权利与意念、政治与文学的交织，我们还应看到在矛盾与抗争之下，人性困境与自赎的这一过程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现代革命浪漫派小说中无不闪烁着现代分裂人的煎熬和这期间一面压抑着内心的焦虑，一面宣扬着集体奋斗的崇高信仰的焦灼。于是，在难以把握的“历史”现实之下，更应意识到，在以主体为视角的言说点，革命浪漫派小说有了实现的可能。不仅建立在叙事学的基本框架内，亦延展至以情感和幻想为基础的美学范畴和以美学为取向的意识形态领域。就其意义而言，虚幻抑或想象，比任何其他基于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门类意义更深远、联系也更紧密。首先，在文本原型结构中，故事结构多遵循爱情与战争互动的模式，革命浪漫派小说家多亲临放大个体潜能，再造革命热情的循环中，不断将私人化的生活体验转移到革命体验的过程中，但绝非是简单地替代或者消除，而是探寻革命体验的丰富与深刻，进而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的生活世界，同时带来个体情欲的满足与充实。在爱情与战争天衣无缝的结合中，既有重重陷阱，又有革命与浪漫派的种种吸引。在革命浪漫派小说中，人物形象多以零余者、浮士德或二者的结合为鲜明标志，不仅体现了冲突而奇谲的个性，还将自己在革命乌托邦理想追求过程中的种种不顺遂寄予其中，于是在艺术的个体中得以窥见历史的个体，爱国如爱己成为一种表达的必然。其次，在文本的现实结构中，革命浪漫派小说作者多有浪漫的情感经历和先锋的异域体验，革命浪漫派小说读者也多基于此进入历史的洪流中。总的来说，革命利用浪漫派情感体验和文学表达并非仅仅为达到宣传目的，而是这种形式的革命，从本质上讲就是撼人心弦的浪漫。因此，革命并非历史的镜像，或仅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应包括表达与情感共鸣，即担负起不同身份主体共同追求的乌托邦理想的历史重任。最后，在文本的超验结构中，革命浪漫派包含死亡与崇高两个较为鲜明的美学属性。如果我们把革命和浪漫派视为用革命掩盖浪漫派的情感，而非对立的视角，就能发现，革命看似决绝、冷酷，但却以无畏死亡的勇气和崇高的风骨与浪漫派的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亡气质与和与死亡相连而俾睨万物的崇高是一种富于浪漫情怀的人生价值所产生的丰富而独特的魅力，革命浪漫派小说家也将死亡渲染成强烈的艺术氛围，不断升华、涤荡小说中意识形态化的气息，由此崇高的悲剧英雄建立起超然的形象，唤起人性超越苦难的大气度，变成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