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唱片行业逐渐沦为夕阳产业的今天,得力于互联网传播的城市新民谣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音乐浪潮。作为一种兼具独立性与真实性的音乐类型,城市新民谣是个体以一种肉声真嗓的吟唱方式提醒大众不要在唯美悦耳的声音和“消费神话”中陷入心灵的幻觉而遗忘外在现实的体验,体现出现代人对思想独立与审美自觉的追求。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未挖掘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增益价值,亦未对其展开“治”的思考。在托尼·本尼特看来,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前者强调对文化领域的治理,后者则意在表明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化才能有效实现微观权力的渗透,塑造出自我治理的主体,并成为影响社会的手段。基于此,本文结合这一治理性文化观,运用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方法,侧重思考城市新民谣作为文化治理的工具在个体、共同体乃至社会文化建设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时将其作为治理的客体,透视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具体而言,首先,聚焦于城市新民谣的叙事文本与审美特征,进而从治理美学的角度探讨其在文化治理当中所能发挥的协同价值;其次,从个体、社群层面论述城市新民谣作为文化治理工具的运作机制及其最终被主流文化整合的宿命,探析其在此动态过程中如何完成自身价值的自塑与他塑;最后,思考城市新民谣当前发展存在问题的治理举措。作为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治理技术,城市新民谣批判现实的犀利锋芒以及唤起现代人的怀旧、自然想象和诗意化生存的审美特质,令受众在“寂静倾听”所生产的审美认同与静观沉思中凝聚公共情感,缓解现代性焦虑并重拾在价值失范时代的文化自觉。经由音乐的情感动员,民谣社群内部形成的舆论监督、伦理道德协商、音乐公益等自治实践,提供了一种协同治理的借鉴范式。创作者借助城市新民谣对社会生活进行伦理、道德、文化等诸方面的评价,意味着歌曲能为主导部门的治理提供参照。而媒体的主流化呈现方式则赋予了歌曲显性的治理功能,经由传唱得以成为审美育人、文化宣传的工具。另外,城市新民谣作为主流文化的增补,对其治理不能缺席。为破解创作主体的道德失范、追求“流量资本”的价值取向偏差所导致的作品庸俗化、娱乐化等系列症结,不但要引导其内容生产同主流价值观的融合,更需要坚持政府引领、行业协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