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制度作为一项可以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制度,具有平衡合同当事人利益,恢复交易自由的作用,可以帮助合同当事人摆脱无效益的合同,提高交易效率。我国《民法典》第562条和第563条将合同解除的权利行使主体界定为合同的“当事人”,但没有明确该当事人是否包括“违约方”。主流观点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和传统正义观念,认为违约方具有不道德性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得享有合同解除权。然而,在经济活动愈发复杂的当下,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诸多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引发合同一方当事人非出于恶意的违约,于此情形,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要么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可能性,要么会造成极为高昂的代价,此时如果守约方故意拒不解除合同,合同就会陷入既不能继续履行又无法及时解除的僵局,此时,是否能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打破僵局的关键所在。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视角研究违约方合同解除权问题,以回应《民法典》立法规定的欠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回顾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业店铺买卖合同纠纷案,梳理人民法院相关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纠纷的案件并非鲜见。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得不根据各自的理解,援引不同的法条,致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既不利于解决“合同僵局”之纠纷,也有损法律之严肃性,需要面对和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学理之争。对于是否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学界至今尚存在争议,主要有“反对说”、“赞成说”和“折衷说”三种代表性主张。“反对说”和“折衷说”各有其道理,但存在片面性,与现实的需要有所不符。本文支持“赞成说”。第三部分是论证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完全符合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其背后体现的效率和实质正义的价值与合同法的价值体系相吻合,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相印证。赋予违约方解除权能够与既有的合同法体系相兼容。效率违约理论的吸收借鉴可以为当下赋予违约方解除权提供理论依据。从国内司法实践看,违约方解除权属于司法先行于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具有立法和司法的可行性。第四部分是研究违约方解除权的适用限制。为避免恶意违约等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严格限制违约方解除权的适用,其不能作为解除制度一般规则,只能在特殊情形下严格限制适用条件来使用。结合《民法典草案》二审稿规定的违约方解除权条款分析,应从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非违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是否构成权利滥用以及是否损害实质公平正义等方面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