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迅猛、总量急剧扩张,2010年GDP首次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艰难挑战,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给中国经济留下诸多“后遗症”。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造成了虚拟经济爆发式增长,而实体经济却面临成本上升、利润下滑、投资增速疲软等难题,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日益严峻,并逐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樊篱。聚焦到微观企业,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实体企业的投资流向收益率高的金融领域,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规模却大幅下降,产生投资结构的“脱实向虚”,这一结构性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宏观层面上,资本过多流向金融领域,会造成泡沫膨胀,触发一系列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微观层面上,企业过分依赖金融投资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抑制技术创新能力,阻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曾一度被快速扩张的经济总量和飞快的经济增速所掩盖,但随着新常态不可避免地到来,经济增速降档,这一结构性矛盾对经济造成的诸多危害开始凸显,并日益严峻。供给侧改革是顺应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综合性改革,改革内容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调结构”,十九大报告中则明确指出中国未来“调结构”的重点内容之一是要发展实体经济,遏制宏观经济的“脱实向虚”。在一揽子的改革措施中,“营改增”是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财税改革,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既有文献对“营改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专业化分工、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研发创新等,还极少有文献关注到“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的影响,忽略这一角度的研究,无法从学理和经验上给出“营改增”对宏观经济失衡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的证据,也就无法评估这一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否实现供给侧改革中调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营改增”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对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结构产生“脱虚回实”的影响。一方面,对于服务业企业而言,“营改增”改变其为增值税纳税人,企业进行实体投资时,随着购入时获得的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使得实体投资具有明显的降税效应,税后收益上升;而金融业由于与其他行业关联度非常小,企业进行金融投资时几乎没有产生可抵扣项目,从“营改增”中享受到的减税极其有限。因此,与金融投资相比,实体投资的相对收益具有上升趋势,两类投资的收益格局变化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呈现“脱虚回实”的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营改增”企业提供的应税服务主要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且由于金融业的高度独立性,这些中间投入主要进入实体投资中,因此“营改增”对制造业的减税效应也主要发生在实体投资中,税后收益的上升导致企业投资结构逐渐回归实体经济。进一步的,由于“营改增”还促进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减税效应和价格水平的下降促使非试点地区更倾向于购买试点地区的应税服务,因而“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还随着抵扣链条的打通传递到非试点地区。基于此,本文从微观企业着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给出了“营改增”引导企业投资结构“脱虚回实”的经验证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投资结构的直接影响、对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产生的行业外溢性,以及对非试点地区企业产生的地区外溢性。具体而言,本文开展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检验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基于2009年到2015年上市公司中服务业企业的数据,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企业投资金融化的影响。以服务业企业为样本,非试点地区的样本不受政策影响,可以保证对照组的独立假设,排除地区外溢性对估计结果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试点企业的投资结构在“营改增”后,金融化水平明显下降,表明通过提高实体投资收益的税制改革能有效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回实”,优化宏观经济结构。针对基础回归结果中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和动态效应分析等,结果均稳健地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非国有企业投资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国有企业更为敏感;高融资约束企业相对于低融资企业,在捕捉税制改革释放的红利时更为积极;竞争程度越高的企业随着税制改革而进行投资结构调整的意愿更强,主要的原因在于竞争程度越高的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由于“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主要作用于资本投入,因此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营改增”中的受益程度更高,投资结构呈现“脱虚向实”的效应也更为明显。其次,本文从多个维度探索了“营改增”引起企业投资“脱虚回实”的中间机制。现有对企业投资金融化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逐利理论和“蓄水池”理论。相应的,如果“营改增”能够引起企业投资结构的“脱虚回实”,则说明这一政策至少对这些理论变量之一具有显著影响。另外,除了税收制度本身,征管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实际减税效应的重要变量,“营改增”后,征管单位由原来的地税局改为国税局,征管执法力度的增强使得“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征收率有所增加,这会减弱“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脱虚回实”的调整效应。因此,本文构建了相对收益、内部经营风险、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与税收执法力度四个中介指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营改增”能够显著改变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的相对平衡,逐利动机促使了企业投资结构的“脱虚回实”;同时,“营改增”能够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企业基于“蓄水池”动机进行的金融投资;“营改增”提高了地区的税收执法力度,而税收执法力度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表明着伴随税制改革产生的征收率水平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再次,本文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产生的行业外溢性。“营改增”改在服务业,但试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作为产业链中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以及由此引起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会随着抵扣链条的打通,外溢到相关联的制造业企业。考虑到“营改增”会引起跨地区经营和价格机制的变化,如果在地区层面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会导致非试点地区企业因受到政策影响,而不满足控制组的SUTVA条件。因此本文区别于以往文献,以制造业中间投入与“营改增”行业的关联程度作为分组依据,如果中间投入中涉及“营改增”行业,则设定为处理组,不涉及“营改增”企业为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减持金融投资的引导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产业链中制造业投资结构的“脱虚回实”,且中间投入中涉“营改增”行业的投入占比越大,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效应越明显。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基础回归结果均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应对“营改增”税制改革时,投资结构更容易出现“脱虚回实”的调整效应。本章异质性分析与第三章的基础回归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无论是通过改变服务业企业的增税纳税人身份,还是打通制造业的抵扣链条,“营改增”对不同类型企业投资结构“脱虚回实”的影响基本一致。最后,本文研究了“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产生的地区外溢性。既有研究“营改增”对制造业溢出性的文献,大都将政策影响局限在试点范围内,以试点地区的制造业为实验组,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为对照组。其中主要的依据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存在追随效应,服务业的业务对象主要为附近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因此受“营改增”影响的企业也主要在试点地区。然而,据此将受“营改增”影响的制造业限定在试点省市,存在假设过于严格的问题。事实上,“营改增”促进了产业分工和企业间跨地区经营,政策效果会随着抵扣链条传递到其他非试点地区,因此“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可能具有较强的地区外溢性。本文从两个维度检验了“营改增”产生的地区溢出性。首先,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区域上的协同定位理论,本文以地理距离的远近作为分组依据。实证结果显示,紧邻试点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比远离试点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更易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投资结构出现“脱虚回实”的效应更强,表明服务业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随着地理距离而逐渐衰减;其次,以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的中间投入与试点地区、试点行业关联的紧密程度为依据,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实证结果显示,非试点地区的企业中,与试点地区的“营改增”行业关联越密切,投资结构出现“脱虚回实”的效应越明显。两种实证设计的结果共同表明,“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地区外溢性,这一结果为之后评估“营改增”政策效果的研究具有较深的启示意义,意味着未来实证设计和对结果的经济学解释中,要充分考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因抵扣链条的打通及跨区经营导致对非试点地区也产生政策影响。进一步的,本文检验了投资结构“脱虚回实”后,对企业整体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金融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成长度、全要素生产率等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而“营改增”则通过抑制企业投资的金融化水平,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绩效。这一结果表明“营改增”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能够明显改善供给质量,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上,本文以“营改增”产生的收入效应、调节效应,以及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逐利动机和蓄水池动机为基础,分析不同动机下“营改增”的不同效应可能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调整模式,构建“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影响方向的理论矩阵,为后续的实证模型检验提供学理支撑。在实证方法上,本文主要应用评估政策效果中常用的双重差分、三重差分等计量模型,并辅助以其他方法提高模型的可信度,包括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分析、蒙特卡罗分析、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本文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对“营改增”政策效果评估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工作,为深入理解税制改革如何引导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翔实的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具有鲜明且深远的现实意义。“营改增”对全产业链条企业的投资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显著影响,具备“谋一域,促全局”的功效。在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目标导向下,政府应继续深化财税政策体制改革,通过“营改增”这一结构性减税工具,促进企业扩大实体投资,激励企业转型升级。未来“营改增”改革主要围绕税率的改革,可以适当提高金融投资的税率,给日趋白热化的金融投资降温。此外,税制改革对不同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需要根据具体税制改革的细节,结合企业的相关特征,有针对地进行引导和调整。既要积极地引导融资约束紧、竞争程度高、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结构优化,又要统筹融资约束较为松弛、竞争程度较低,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实现国民经济健康、高质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