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环境污染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对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方式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权威部门逐渐重视环境治理。根据波特假说,短期内的环境规制会挤占企业的资金和支出,从而直接增加生产成本,但是长期内的环境规制却或许能通过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带动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的技术创新包括两种,一是末端的减排技术创新,二是源头的是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前者代表绿色技术效率,后者代表绿色技术进步,二者组合起来可以衡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本地和邻地的GTFP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环保决心。公众监督类环境规制工具带来的效果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类似。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使用因为由企业自行决定,嵌入了市场化因素,所以既有市场环保资源优化配置从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反应在区域间环保资源外溢即为涓流效应,另一方面会出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财富分配差距,即环保资源优先聚集于资本丰厚企业,占用了其他地区的环保资源及其普及,反映在地区间即极化效应,也即虹吸效应。某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本地和相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二者效应大小。因此,为达到绿色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时发展,就要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即本文研究目的。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的可以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工作内容如下:（1）通过对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的相关文献学习和总结,阐释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界定范围,同时确定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2）理论分析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研究假设并提出研究假设。（3）对中国2002-2016年30个省份（除去港澳台和西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研究模型,以三种环境规制工具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能源结构、环境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专利申请受理量、人均GDP、FDI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直接效应角度看,提高本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时,无论是命令控制型还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都有部分地区表现出了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中的技术促进效应在这些区域得到了验证。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工具都表现出了正的相关性,表明在这两个区域使用这两种工具时,更容易促进本地区的技术倒逼,增加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其他地区,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的作用有时是相反的,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自愿型工具对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尚且未发挥出来。（2）从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也就是溢出效应的影响看,与其他两种类型工具相比,市场激励型工具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地的市场激励型工具对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为负,对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为正。在我国,绿色技术和工艺的学习和传播方面的时效快于由于绿色技术市场的竞争带来的两极分化,因此如果要打破绿色技术壁垒,实现绿色技术的更广泛的应用和传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使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更优胜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同时由于市场激励型市场工具对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抑制作用,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企业依靠技术更新消化排污费的能力有限,而且企业的绿色技术由于学习和传播渠道较少障碍而稍加同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