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问题从产生到发展,其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在“东突”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土耳其、中亚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其两大理论支柱,英俄宣传的“东突厥斯坦论”成为了它的现实载体,而后来盛行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立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熏陶,则让“东突”理论体系及时补充了“新鲜”血液,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活动方式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东突”分裂分子在英、俄的主导下先后两次上演了“立国”的闹剧,这既帮助“东突”分裂势力实践了“东突厥斯坦论”,又为后来的“东突”分子提供了追随的目标,更为当前境外“东突”分裂势力联合组建“海外流亡政府”埋下了伏笔。而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教诲”下,不少“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方式发展为最“时髦”的“暴力恐怖”型,他们在中国境内外制造了大量的恐怖暴力事件。“9·11”以后,在美国的号召下,全球展开联合反恐行动,“东突”分裂势力中主张走“文斗”道路的派别势力显著上升,而欧美国家“人权”、“民主”旗号的号召,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当前大多数“东突”分裂组织走“文斗为主,武斗为辅”或“文武并重”发展道路的新潮流。与此同时,一些“东突”分裂组织也并不放弃甚至坚持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在组织模式上,欧美国家及组织的纵容、西亚、中亚、南亚政府的模糊暧昧、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立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教唆,使得“东突”分裂势力在境外各立山头,各“司”其“政”,而国际反恐大联盟的反恐行动、欧美“民主”、“人权”的大旗又促使“东突”分裂势力的各门各派走向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步伐在不断加快。基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制定解决“东突“问题的对策时,要全面考虑这些国际因素的影响,充分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有效抑制乃至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趋利避害,制定出积极、稳妥、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