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由以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需求拉动向供给驱动转变。供给驱动的核心是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决定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视角,围绕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辩证关系,在对MRW模型进行推导及验证“三结构”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门限值回归的方法,检验“三结构”之间的实际交互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各自有独立的演进规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因大学的起源不同,其结构演进受不同因素主导。但随着各国对于经济增长重视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突出。第二,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密切相关,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内部层次结构不断提高,管理出现地方化趋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快,三次产业已经显现出“三二一”良性结构。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其结构性矛盾较大,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明显。第三,从理论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本质上都是产业的结构,分别是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结构,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通过劳动者就业而进入产业。因此,“三结构”中产业结构是最终归宿,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则从投入的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也受产业结构变动的制约。“三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传导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要素数量增加驱动,产业结构受需求影响带动就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当经济增长进入高级阶段时,工业化进入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受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中物质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加之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人力资本成为最主要的驱动要素。此时应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活力,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促进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发现,高等教育结构对于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下降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负向的。与现有的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程度要求相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应至少提高12%,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应尽快由大众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另外,通过对“三结构”Moore值计算发现,2001年-2013年间高等教育结构相对僵化。同时“三结构”Moore值的灰色关联度测算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仍处于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并且受到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期较长。中国高等教育的活力较低,不利于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形成。第五,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回顾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要求,发达国家不断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改善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为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未来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高等教育应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基础上,加强创业教育,实行高层次筛选和低层次公平的机制,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协调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配置,同时政府也应为高等教育建立更灵活的结构调整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和推动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