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学生健康成长、无忧学习的关键,也是各级政府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如果发生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必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安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实施有效治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不仅是为了学生能够健康成长,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长期稳定和谐。校园食品安全主要包括了校内食堂、超市食品安全和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目前,我国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仍以政府主导的行政监管为主。食品从生产到消费者食用,每一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学生健康成长、无忧学习的关键,也是各级政府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如果发生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必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安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实施有效治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不仅是为了学生能够健康成长,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长期稳定和谐。校园食品安全主要包括了校内食堂、超市食品安全和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目前,我国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仍以政府主导的行政监管为主。食品从生产到消费者食用,每一环节都有专门的行政机构、法律规章来保障食品安全。但是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让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相比过去更为隐蔽、复杂,靠政府与众多问题单打独斗已难保证校园食品的安全。为解决政府单中心治理效果不佳难题,需要社会各方主体主动承担治理责任、激发治理潜力,形成校园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合力。近年来,W区通过完善治理方法、严格监管执法、引导家长参与治理等途径不断完善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但是,在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存在政府监管失灵,地方保护观念留存、监管手段单一。二是食品企业对工作人员、生产流程、安全标准管理不规范,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三是学校没有做好校内食堂超市的管理工作,在学生的课程安排上未涵盖饮食安全相关内容,行业协会也未发挥对校园食品的监督作用。四是家校联合治理成效较小,公众对校园食品安全关注度较低。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一是政府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相关法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完善,监管力量难以满足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现状。二是企业以盈利为目的,食品安全设备难以保障,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未形成安全生产的自觉。三是第三部门治理能力有限,学校既不能获取完整的食品安全信息也缺少食品安全检验工具和技术,未设立校园食品相关的行业协会。四是公众参与渠道少且参与意识较弱。五是各部门间权责不清、交流不畅,多元主体间协同沟通机制尚未建立。通过借鉴其他地区优秀经验,完善校园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主体作用。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校园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建立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二是加强食品企业自我规制。树立食品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加大内部监督力度,建立产品安全追溯系统。三是增强第三部门治理能力。强化校内食品安全管理,强化行业协会共治作用,发挥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四是激发公众治理潜力。增强公众校园食品安全共治意识,降低公众参与治理成本。五是构建畅通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联系,搭建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及时共享平台。
其他文献
在大力提倡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今天,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柔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应用越来越广泛。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表决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行政协议自此以合法身份进入到可诉行政行为的范畴之中。2019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颁布,对行政协议诉讼作了专门的规定。行政协议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着行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跨境投资流动日益频繁,其中个人股东间接转让境内股权的行为十分普遍。个人间接转让股权是指个人在境外持股的公司直接控股境内企业,个人通过转让境外企业的股权导致境内企业的股权也被间接转让。大多个人股东在跨境转让股权后所获得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而为了规避巨额收益带来的税收义务,不乏少数的个人股东会进行一系列人为的避税安排,从而达到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目的。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家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对于控股股东权利的规制以及股东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与现阶段公司法以构建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科学行使为核心的改革目标相契合,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此项制度的缺位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裁判的不同结果,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见性。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中第11条“过度支配与控制”中明确了母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讼目的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都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二者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诉讼类型和救济途径。在两种法律制度规定下,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检察机关都可基于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基本相同的民事诉讼。但囿于生态环境损害司法保护和救济的法律规范,绝大部分法律规定的内容为原则性的规范指引,而且有关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法律条文数量较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生态
错误汇款发生后,错误汇款人有权向受领人主张返还汇款并无疑问,但该项返还请求权属于物权性返还请求权还是不当得利债权请求权,关系到错误汇款人的权利是否具有优先性,是否能够对抗受领人之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理论及实务界对此问题争议较大,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值得重视。本文除引言外,共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错误汇款类案件司法裁判现状。通过对于错误汇款类案件的检索以及对不同裁判结果的论证部分进行
以上访为手段向政府索要财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是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背后反映着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这一理论难题。本文认为,应谨慎对待权利行使行为,一般不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学界过去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切入存在问题,应从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入手。本文以典型案例为引,在判断政府是否能成为敲诈勒索罪对象的基础上,对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的本质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对上访索财行为进行刑法定性。全文约两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全社会已然形成失责必问常态化、问责必严法治化的压力型领导人员治理环境,同时也面临着“庸政懒政怠政”“为官不为”“权责不一致”等问责难题。基于此,本文在综合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对监察问责与容错免责展开系统研究。明确容错免责应当是监察问责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分析研究如何在监察问责中对容错免责机制进行系统化构建。并试图以此作为“庸政懒政
近两年来,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惠企惠民的又一重要举措,对于助推社会经济发展、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稳定社会就业、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税收制度法制化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减税降费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宏观减税降费政策的选择与实施方面。然而,对于特定区域内的减税降费政策可能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优惠政策在执行阶段存在的不足,还缺乏案例研究。基于此,本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是这场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一步。在脱贫道路上,普惠金融对于消除贫困、助力农民增收功不可没。尤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更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扶贫效率,从而改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生活状况,城乡收入差距由此缩小。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同样表现不俗。依靠自身信息技术优势,助力濒临破
股票期权是公司授予员工的一种选择权,激励对象在获得授予后可以以事先约定好的价格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员工进行激励的手段,这种手段通过将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进行捆绑从而发挥出了激励的最大效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可,这一制度也在我国快速完善与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员工与公司间的由于股票期权激励所引起的案件数量也在逐年递增。此类案件中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