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64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予以没收。基于此,根据个案事实判断行为人通过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是启动没收活动的初始步骤,辨识违法所得的原始样态及其物权归属变化作为没收活动的后一步骤,既决定了没收方式又决定了追征数额。在后一步骤中,公法与私法的紧张关系有所突显。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个人财产流转方式多样,流转速度快捷,财产权所有与占有分离现象极为普遍。此时如果坚持私法一般规则必须服从于严厉惩治犯罪的特殊要求,结论必是紧盯原物追赃到底。硬性追回原物虽能表达打击犯罪的坚定立场,却可能在市场经济领域伤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反之,如果以保证市场流通秩序和经济主体意志自由为压倒性理由,一律宣告原物没收不能,那么我国刑法上述规定会在大多数情形下被架空,“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获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也正是以国家名义没收处于流通中的财产须有正当理由,作为公法规制的行为,没收方式及其力度仍须符合公法合比例原则与财产权保护原理,进而根据违法所得样态及原物权属变化讨论没收规则,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鉴于财产权法范围较广,本文择取《物权法》中的规定,从应否没收、没收方式及限度等方面探索相应规则。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共约三万八千字。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国大陆地区没收违法所得制度运行的现状,交代现有法律基础,归纳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介绍国际反腐败趋势及中国法律变化,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对没收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活动的规制程度,《物权法》对确立没收规则的实际影响。其次,重点分析刑事审判和处置活动中用罚金替代特别没收的惯常现象,指出其削弱司法理性的风险所在。最后,进一步分析“以罚代缴”的成因,说明物权辩识难和产权不明晰是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探讨没收违法所得的法理依据与相关原则,为具体定位没收违法所得、划定没收限度打下价值基础,同时明确运行相关制度的方向。首先,通过否定违法所得行为修复物权法确认的财产正常状态,这是国家启用没收的正当理由。其次,基于行为人违法犯罪获利同时令他人遭受利益损失,正常的物权状态被打破,因而应当遵守“任何人都不可在自己的违法犯罪中获取利益”的法律信条,没收制度以此为价值基础。最后,在确认违法所得之后,基于物权保护之要求,追踪其财产流向及变化样态,适时改用追征方式,还须同时保护其他民事主体之利益与被没收人之合法利益,贯彻比例原则,实现法的公平价值。第三部分,在辨识违法所得原物态的基础上,分析对行为人借其获取衍生利益与混合性收益的情形,探讨相应的没收规则和方法。首先,根据刑法和物权法相关规定,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界定违法所得本身的衍生利益、替代性收益与混合性收益。其次,将依据自然规律从违法所得中获得的衍生利益纳入没收的范围。对于依法律规定产生的衍生利益,如果经营活动合法且行为人投入了劳动力或承担了市场运行规律下的风险成本,以不对无辜第三人造成经济损失或者以最小损失为限,予以部分没收。最后,没收混合性收益的衍生利益,以混合性收益中违法所得所产生的衍生利益为限。为减少证明难度,借证明责任倒置的方式确定合法部分,余下即为违法部分。第四部分,探讨与他人共有物的没收规则。首先,区分物之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同时以违法所得之物本身是否可分割为标准,提出不同的没收规则。其次,共有人同意分割且分割行为不会致使违法所得之物的实际使用价值大幅度减损的,可以分割。按份共有之下,其他按份共有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没收范围以所付对价为限。与他人共同共有违法所得之物权的情况仅包括家庭共同共有,无论其他共有人于主观上是否明知共有财产之属性均不影响没收的进行。最后,在个案中可以根据特殊情形运行没收减免方式,落实合比例规则。第五部分,探讨负担他物权的违法所得之没收规则。首先,对于负担用益物权的违法所得之没收不受用益物权人主观明知与否的影响,只有当用益物权的取得为无偿时,适用没收的同时应当给予用益物权人适当补偿。其次,当担保物权人于主观上明知担保人所提供的担保物系违法所得财物时,不影响对违法所得的没收。以违法所得为标的所设置的担保物权具有“瑕疵”的属性,应当予以没收。最后,没收负有担保物权的违法所得前应对担保物权人及时告知,没收之后,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另行提供担保,或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