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灾害亘古有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农业自然灾害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日趋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障碍因素，加强加快水旱灾害及其防范的研究已是迫在眉睫。水旱灾害对农业造成的危害高居农业自然灾害各灾种之首。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演绎了太多太多与水旱灾害英勇搏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四川、重庆遭受了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个别地方的旱情甚至是百年一遇。水旱灾害的发生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变异过程，并非都会危害人类。只有当这种变异的剧烈程度超过某一定点、对人类造成危害以后，才演变为灾害。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加大对大自然索取的力度，也不断破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就是自然变异加剧、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造成的危害加重的社会根源。水旱灾害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对自然条件依赖程度极高的农业生产的波动，还破坏了农业的物质载体——环境。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防范农业水旱灾害的理论。我国在农业水旱灾害防范的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我们应当在现有防范体系的基础上，整合各类防范资源，加强水旱灾害理论研究、加大水旱灾害监测系统的建设力度，加快水利信息化工程的建设步伐、提高农业灾害的监测和预警水平，开发和运用先进科技、完善水旱灾害预报和预警机制，编制并完善防洪抗旱预案、提高预防及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有效的农业水旱灾害信息传播系统，从而逐步完善灾前综合防御体系；在灾害发生时通过救灾预案的实施，使政府的主导力量、社会组织和机构的重要力量、村民防洪抗旱组织的基层力量和农民家庭的第一力量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形成完善的灾时综合救灾体系；高效快捷的恢复重建工作机制的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灾后补偿体系的构建、农业灾害保险制度和减灾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则构筑起完善的灾后综合减灾体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个子系统彼此融通、相互联动，构成了我国的农业水旱灾害的综合防范体系。它们之间并不能被割裂开来，只是为便于分析研究和行文，本文才根据灾害发生的时间维度作了这个划分。从长远来看，我们要真正取得对农业水旱灾害防范的主动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使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逐步构建起水旱灾害综合防范体系的长效机制：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以发展节约型循环型现代农业，增加农业公共设施投入以降低农业系统抗灾的脆弱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以提高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诚如斯，水患可防，灾祸可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