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出版于1895年,是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最后一本小说。小说以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背景,呈现了基督教复兴的语境下新旧价值的冲突和人物的道德困境。一方面,以基督教道德为代表的旧道德是当时的普世道德;另一方面,小说三位主要人物裘德、淑和菲洛特桑在个人际遇中有所觉醒。然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他们只能凭借本能和直觉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小说情节就是按人物不断发现本能、审视现实,进而打破不合人性的基督教道德,最后或成功或失败地建立以自身为评判主体、超越基督教善恶观的新道德发展过程展开的。与哈代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迅速发展的科学前所未有地动摇基督教信仰而上帝依旧笼罩着人们生活的时候,道出“上帝死了(God is dead)”这个断言。之后的尼采,将基督教批判与欧洲传统道德的批判结合起来。他认为,欧洲传统道德即是基督教道德,而基督教道德是一种“非自身化”的道德,它通过与强大生命力相抵触的善恶标准来否定生命。因此尼采主张,人应该建立一种“主人道德(Master Morality)”,这种道德与基督教道德相反,是一种“自身化的道德”。它要求个人超越基督教善恶律令,成为自己德性的主人。处在同一个世纪之交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哈代与尼采,都早早地预见基督教信仰及以此为基石的传统道德行将崩塌,此后人们将面临价值真空这个事实,于是他们试图寻找出路。《无名的裘德》里的主人公裘德、淑和菲洛特桑无疑就是开辟道路的先驱。生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他们出于对本能的发现、对现实的审视,开始怀疑基督教的合理性并挑战它在俗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尝试去建立以自身为批判主体、肯定人的“新道德”。这种道德,从其本质来看,正是尼采所提倡的“主人道德”。由此可以看出,哈代与尼采寻找出路的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因此,论文将借助尼采关于“主人道德”的理论,辅助以哈代的异教观点,来分析小说人物的道德建构,这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物在其所处语境下行动的必要和开创性。论文第一章首先分析小说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对人物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其次,论文第二部分将探寻裘德、淑和菲洛特桑从对传统基督教道德较为盲目的遵从到从中觉醒,肯定自我,以至挑战传统道德的轨迹。最后一章呈现三位人物尝试建构新价值的结果并且尝试分析导向不同结果的原因。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最后认为三位主人公建立的新价值本质上就是主人道德,而这个建构过程是尼采所说的“自我克服”的过程。“自我克服”作为一种抵抗是建构主人道德的核心。在小说中,哈代通过颂扬这种抵抗表达了他对时代的不满和批判。事实上,《无名的裘德》是对裘德的赞歌,它肯定了裘德对旧价值的克服。由此,哈代实现了他将异教哲学作为上帝死后的道德出路在文学上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