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所在,百年来的经济腾飞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主张和政策实践中,逐步确立了我国独有的农地产权制度体系,不仅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而且对改善农民福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权分置”政策作为新的产权制度逻辑起点,通过赋予农民更明晰与安全的土地产权以激励农地有序流转与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从政策制定的宏观目标看,实行农地流转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客观需求,也是赋予农户充分选择权、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必然选择,更是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目前农地正规流转市场仍不完善,农地流转面积增速出现下降的特殊阶段,“三权分置”的政策实施效果不能仅从农民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与农地流转率来表示,也要从农民在农地流转后所获效益来评价,因为农地流转可以通过使农户家庭的收入支出结构、休闲劳作时间发生调整,从而会影响到农户自身的生产、生活综合福利。因此研究产权制度激励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以及农地流转后农户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实地调研获取数据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以及机理分析进行阐释,将产权制度激励下农地流转决策变量以及农户福利指标体系纳入到统一框架内,构建产权制度激励下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模型,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产权稳定性和产权安全性及其他因素对农户流转土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识别农户土地流转的净福利效应及其群体差异。研究结论对深入探讨产权制度激励下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摸清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效益的作用机制,实现长期农地流转决策中社会福利最大化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产权制度激励对农户流转决策的影响如下:（1）从产权制度激励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来看,农地确权颁证对转入决策在5%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转出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2）从产权制度激励对农户流转率的影响来看,农地确权颁证和农地流转合同对转入率在10%和5%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影响,而农地转出率仅受农地流转合同的影响。（2）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流转决策的影响如下:（1）从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来看,是否村干部、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承包耕地面积、颁证与合同重要程度以及处于试点区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入;性别、文化程度、非农劳动力占比、承包耕地块数、地形变量、颁证与合同重要程度以及处于试点区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从对农户流转率的影响来看,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流转年限以及处于试点区对农户的农地转入率呈正向影响,非农劳动力占比以及地形变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在农地转出率的决策中,年龄、主要劳动力健康、非农劳动力占比、流转价格、颁证与合同重要程度以及处于试点区等均呈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农户福利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福利呈正向作用,使转入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人均非食品消费分别提高了4051.7元/年和1767.1元/年,使转出户年人均纯收入和年人均非食品消费分别提高了2646.9元/年和1429元/年,转出户增收效应小于转入户。并且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农地转出还是农地转入,农地流转都促进了农户就业情况的改善。在闲暇福利方面,农地流转使转出户闲暇状况变好,却使得农地转入户的闲暇状况变糟。（4）基于PSM方法进行组群差异分析显示,处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区域和较高的产权认知程度可以促进农户福利效应的改善。试点区域的农户在农地流转后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438.5元/年,产权认知程度最高的农户在农地流转后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179元/年。其中,试点区域的流转户人均纯收入比非试点区域的流转户高出1029.2元/年,产权认知程度为“较重要”的流转户比“较不重要”的流转户年人均纯收入高出736元/年。为促进产权制度激励下的农地流转有序、高效的进行,并帮助农户做出家庭福利帕累托最优的决策,根据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继续贯彻落实农地确权颁证的基础性工作,强化农民的产权安全意识,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农地流转市场,建立农地流转中介机构,满足农民的流转需求;其次要在关注农地流转提高农民经济福利的同时,也应重视对农民非经济福利方面的影响,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放力度,并加强对农民进行闲暇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培养;最后还需要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政府加强对农村地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宣传力度与支持力度,制定差别化的贷款政策,提升农户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