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已然由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转变。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的法律范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缝隙。从实际情形来看,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已经对传统刑法理论造成冲击。如加载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驾驶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没有事实上的驾驶员,若对其按照传统刑法理论予以应对,将会出现阻碍。从刑法构成的角度来看,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本来清晰的犯罪构成在认定上出现了模糊,例如上述所言因没有实际意义的驾驶员,故而犯罪主体难以简单认定。此外,由于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当其在人类控制之外独立实施了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时,具体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分配问题均无法沿用传统的刑法理论进行简单应对。本文认为,虽然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智能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被视为法律主体。并且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上,人工智能也无法和人类媲美。此外,人工智能不具有专属财产,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财产性责任,同时现有的刑罚体系无法直接对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如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故而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不宜被认定为法律主体。而由于其虽然具有一定的智能性,但其自主决策的范围仍被限定在人类所设的具体领域当中,如人类虽然无法具体知道自动驾驶车辆在面对特定路况时的具体应答,却能够知道其应答必定是基于驾驶场景而发出。人的意志虽未直接在人工智能身上体现,但是可以借鉴刑法中“概括的故意”对其描述为“概括的意志支配”。因此本文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应该视为工具。同时基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特性,防范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应当着眼于对其源头上进行风险控制。故而本文认为涉人工智能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其背后的设计者和生产者。本文将从法律地位和刑事责任的角度,对涉人工智能犯罪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