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义词(多义聚合体)的分析和理解对于准确阅读、语言习得、语言教学、机器翻译、辞典编撰、计算机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至关重要，因此近年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传统语言学对多义的研究过多地关注其外部原因如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以及多义词与同形异义词或同形异音词，多义与单义的区分，而没有把握多义的本质与全部。 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多义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Geeraerts，1993；Lyons，1995；Taylor，1995；Tuggy，1995；Croft，1998；Tyler & Evans，2001)对多义的程度，多义的表征，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义的定义进行过论述，但是却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有些学者(Croft，1998；Briscoe &Copestake，1995)关注多义词体系的划分，有些(Lakoff，1987；Tyler & Evans，2001)着重研究个别词的意义延伸，特别是介词多义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多义的理解和认识。但以认知模型来研究多义词内部语义关系的还不多见。 本文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和解释多义网络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对多义的本质和特点进行讨论分析，旨在探讨多义的认知特征和多义网络建构的可能性。 文章分析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以原形理论为基础，按照家族相似性对世界进行范畴化，从而形成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是认知范畴，具有原型特征。因此多义范畴就有原型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即原型意义与扩展意义。扩展意义都是由原型意义通过转喻、隐喻和意象图式派生而来。这些意义又以连锁或放射的形式构成一个相互联结的复杂结构。由于意义之间至少有一个节点相连，因此多义词的意义就构成了一张语义网络。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Lakoff，Brugman，Taylor)主要侧重对介词的分析。大多数的实义词还需进一步系统研究。Lakoff曾对bachelor，lie和mother的ICM及其认知模型进行了详尽分析，但未详细讨论它们的引申义。本文试图以ICM为理论框架，对汉语的“打”进行个案研究，分析揭示多义网络扩展的机制。由于ICM包括意象图式，命题结构，隐喻，和转喻4个认知模型，它不仅可以储存信息，而且可以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重组。因而意义更广，覆盖面更大，更适于解释多义网络。汉语“打”的主要认知模型有4个，由这些认知模型衍生出来的子模型大致可以分为25个。每个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