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农业产出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农业产出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随着农业“逆生态化”的影响日益严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率如何协调已经成为目前农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生态效率水平,已成为农业发展环节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有效的环境规制是政府治理环境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自1997年开始中国便开始逐步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法律体系以及治理制度,但是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和影响作用目前还存在争议,所以在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时代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带来农业环境与农业经济的双赢能否显著提升农业生态效率值得深入研究。另外环境规制与财政分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环境规制是政府供给环境公共物品的重要手段,而政府的行为自1994年中国开始正式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就开始深受这种新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分配权制度的影响。国务院曾于2020年5月颁布了《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该方案中明确指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应该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体制因素的积极性,利用财政体制机制,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因此在研究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引入财政分权视角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更加准确地探究环境规制与农业生态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为财政分权如何参与环境治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指引。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农业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以及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的研究现状,并对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然后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同时在理论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生态效率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剖析。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了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参考相关研究并依据有关理论,构建具有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两种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测算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超效率DEA-SBM模型进行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数值的测算,在测算基础之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作用,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并使用门槛效应模型对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为:（1）从空间截面视角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具有区域间差异的特点,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平均值水平最高,西部的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次之,中部的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最低。（2）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碳排放交易环境规制均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交互项的实证分析表明,当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时财政分权会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3）门槛效应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生态效率间的调节作用具有单一门槛效应。以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变量,财政分权低于门槛阈值时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反之为正向的调节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持续推动环境规制创新,大力促进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断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将财政分权转化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提高环境、生态等社会福利指标权重,推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加强政府考核机制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