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供应链关系与企业信用风险

来源 :四川大学 | 被引量 : 1次 | 上传用户:aaron72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信用风险作为一种金融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管理不当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实体经济经营压力增大,违约规模创新高。近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了维持稳定增长、实现经济目标,政策当局不断出台和调整各项经济政策,随之,也引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仅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还会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生存环境动荡,进而影响企业信用风险。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信用风险,这种宏观不确定性风险向微观经济主体传导的渠道是什么,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提升自身抵御风险能力等系列问题仍缺乏关注。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保证政策有效执行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与多个企业通过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建立供应链关系,成为供应链中的一员。“十四五”规划着重强调了产业链供应链优化问题,指出要关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性。因此,建立和维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关系逐渐成为企业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Baker构建的EPU指数,利用KMV模型刻画企业信用风险,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信用风险带来的效应,揭示其中作用渠道,并探究供应链关系在该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风险效应,导致企业信用风险水平上升,且这一风险效应在企业层面具有不对称性,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信用风险增大幅度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不确定性增大,从而紧缩银行贷款、抑制企业投资,最终导致企业信用风险上升;正确处理供应链关系可以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具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客户集中度、缩短与主要客户之间的地理距离、充分运用商业信用、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延长存货周转期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效应,保持稳定健康的运营状态。为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本文讨论了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信用风险的度量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均支持了主要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论证实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大企业信用风险水平,其中,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是两个重要作用渠道,而供应链关系则发挥着有效调节作用。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对于企业而言,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有助于企业识别风险源,提高对政策变动的敏锐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正确管理供应链关系可以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效应,使其保持稳定健康的运营状态。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掌握供应链关系特征可以促进资金有效配置。当外部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通过适当增加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信贷额度。这类企业通常在供应链中扮演着信贷提供方的角色,可以通过为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使资金有效流转。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运用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关注经济政策频繁调整后在企业层面引发的经济后果。政策制定者要尽可能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并加强对经济主体的政策引导,使经济主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做到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其他文献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遇到的主要瓶颈是金融制约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排斥、成本约束、交易风险三个方面。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我国金融供给水平,适度减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遇到的资金约束难题,但受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等问题限制,其仍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金融供给不足与需求量大的矛盾,从而导致不少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产品及服务。得益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它以底层技术
学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结构升级与体制改革是今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润滑剂,高效的金融体系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落后,导致资金流动不畅,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持不足。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结构转型时期的必然要求。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化水平,打造高效的金融体制,更好的保证市场在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改革之
学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但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问题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其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并列,并在十九大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环境规制力度持续提高。但规制力度呈现出波动性特征,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随着环境规制工具的多样化和规制体系的
学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明显加大,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要把“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将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为前提,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企业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主体,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环境破坏的主要责任方,理应积极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但是环境治理短期内难以给企业带来效益,企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会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制
学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前我们要加快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美丽新中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价值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保护青藏高原生态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升发展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
学位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重要支撑。现如今,各地政府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把它作为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之一,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可小觑,近年来我国狠抓工业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工业污染的改善成效还不够稳固,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通过理论分析,本文发现本地及周边地区
学位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也成为当前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从理论层面来看,减税降费不仅是一项宏观经济调控的逆周期调节措施,还是一项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跨周期的长效安排,能够帮助企业直接减轻税费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使企业轻装上阵,增强发展后劲,并以企业的稳步发展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从现实来看,部分研究却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并没有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而相应降
学位
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例提升,地方政府对增值税的依赖增强。但增值税本身所具有的税负易转嫁、生产地分配原则等特点会导致税入与税负的分离,即增值税收入转移。当这种分离跨越省际时形成增值税省际转移,增值税省际转移会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地区不均衡程度有所差异,这不仅导致相关省际间税收公平的难以实现,而且会恶性扩大地方财力差异,不利于省际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分析增值税省际
学位
近年来,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2020年在全球环境绩效评估排名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120位,恶劣的大气环境不断加重“城市病”问题。中国政府在2012年提出打造智慧试点城市,该政策不仅包含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同时也为中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智慧方案,智慧城市能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环境污染管控智慧化,实现对城市区域内要素精
学位
绿色低碳和创新驱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政府环保补助,作为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培养绿色竞争优势、实现绿色转型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政府补助,作为企业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和隐形的社会关系枢纽,是否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呢?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领下,政府环保补助是否能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带来可观的绿色经济效益呢?因此
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