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但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问题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其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并列,并在十九大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环境规制力度持续提高。但规制力度呈现出波动性特征,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随着环境规制工具的多样化和规制体系的完善,规制力度难免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增长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博弈行为,并且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和竞争性行为,这些过程会导致环境规制力度发生不可预期的波动。而这种规制力度的波动则会给经济主体——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其投资等生产经营行为。投资对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进入新时期,我国强调要脱虚向实,鼓励经济流向实体领域,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增速在近几年却下降明显。在此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对于优化我国环境规制制度体系设计和促进投资增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16年污染行业中A股上市754个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环境规制不确定性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特征企业中的异质性,并对本文提出的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影响企业预期从而影响投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异质性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投资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对大规模企业投资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中小规模企业投资影响不显著;对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的投资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固定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企业投资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采矿业企业影响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企业投资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企业投资影响不显著;对离省会城市较近的企业投资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对离省会城市较远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预期利润从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到经济主体对规制力度变动的反应,增加信息公开,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减少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和晋升机制,减少地方政府与中央以及与其他地方政府博弈造成的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同时,考虑环境规制不确定性对不同主体的影响不同,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因地制宜,制定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