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互联网的诞生是一对共同体，自从拥有网络之日起，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其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呈几何级的爆发性增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网络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让世界瞩目。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型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已经让现实的中国处于数字“全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可以利用上述任意一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所见、所想、所闻，这意味着人们接收、再传播各种资讯的效率也是越来越高，这也符合网络的发展运行规律。然而，我们注意到，网络世界的信息表达与传播，既有客观的描述，如用手机连续上传300多条微博、发布甘肃舟曲爆发特大泥石流的消息的王凯事件，江西宜黄“强拆”自焚案，云南公车私用出国事件；又有表达义愤、不满的口吻，如浙江“上访村官钱云会之死”、“郭德纲徒弟打记者”、河南灵宝“王帅发贴案”、河北的“李刚门”；甚至还有利用即时工具攻击他人的案例，如江西抚州“吴芳诉杨毓婷案”，北京警方破获的“首起网络威胁人身安全”案件；更有制造点击率的刻意炒作，如“新婚之日，丈夫却上了别的床”、“我与公公的不伦之恋”等帖子。面对汗牛充栋、形形色色的网络信息，如何有效地引导人们接收、识别、利用、传播，成为网络行业监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行业自律，这是规范网络信息传播首先要保证的一点；信息接收者加强信息甄别能力，未经核实的信息不乱传播，这是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的必要条件；作为行业的监管者，要制定一套适用于现在、未来信息传播特点的信息传播规则，是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的基本条件。中国的互联网管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国情的、多部门参与的管理机制，不仅如此，国家还出台了多个涉及互联网的法规性文件。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方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这些法规的实施，对于规范国内网络信息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在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不足。行业自律规范尚未形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未得到有效解决，要做到有效协作，还需时日；规范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层次比较低，权威性不能得到保证，离协调性与系统性的要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加便捷的即时通讯工具出现，作为网络行业的监管者，应该以主动、积极、理性的心态面对网络发展大趋势，做一个规则制定者，一个信息的引导者，一个监管制度实施的监督者，把握信息传播“堵”与“疏”的平衡。本文建议从监管层面，首先应理顺网络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防止部门利益而导致的“各管一片”的情况产生。与此同时，有关网络管理与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定部门，应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之上，根据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特点进行调研，为未来的《网络信息传播法》的制定与实施做铺垫，再者，还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行业的监管者进行有效监督，最大程度防止职权滥用现象的发生，在网络表达自由与规范之间寻求合理的发展空间，为净化网络信息传播环境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