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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中叶，主要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其主要目标从争取“权利”到追求“平等”再到强调“性别差异”，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由稚嫩走向成熟，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对此后的文化、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同为文化研究一部分的女性主义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蔓延势必对其产生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正是翻译被接纳为文化研究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产物。女性主义思想唤醒了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译者热衷于挖掘父权制下被遗忘、被贬损的优秀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将其作者介绍给读者，同时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使用增补、劫持及撰写前言和脚注等策略明确体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及翻译目的;女性主义译者们意识到由于女性及翻译同被置于社会及文化阶梯的最底层，现有翻译是被性别化的翻译，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大胆质疑传统翻译的“忠实性”及道德观，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性别意识也丰富了翻译批评的研究视角，具有性别意识的翻译批评家通过研究发现父权制下大批女性形象遭到扭曲、女性经验遭到贬斥，而这是从前任何其他视角研究中未能发现的问题，因此，性别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已在当代翻译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翻译研究中最热门的方向之一。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开始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及女性文学批评，但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引起中国翻译界的重视，2004年达到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当年中国大陆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1篇，2005年四川大学费小平教授完成国内第一本专门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的著作《翻译的政治》，之后几年，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也不断丰富（CNKI数据库相关论文检索结果:2005年20篇，2006年22篇，2007年51篇，2008年66篇），截至2009年年底，笔者收集到在中国大陆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女性主义翻译方向相关论文共计228篇，书籍2部。
不可否认，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中国翻译研究的领域，加快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步伐，但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繁荣与成熟相比，国内从性别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并显现出一些不足，这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独立地争取“权利”和“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不同，中国女性以“协作者”的身份参与到男性领导的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运动中，“协作者”的身份使得中国女性趋从于男性思想体系，而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这就造成当前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及梳理上，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基础的现状;其次，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古代女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女性已习惯“服从”与“忍耐”，因此面对不平等，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反应明显不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中国女性主义者在翻译实践中也多使用改换个别用词、调整语序、斟酌表达等相对温和的策略来体现其性别意识及女性身份，翻译实践中体现的这种“温和”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一大特色，但也正是这种“温和”对相关学术论文的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得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相关文章，多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案例分析论证不够充分、乏于说服力。
本文选取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爱玛》为分析文本，通过对比分析其两个中文译本讨论女性主义翻译性别视角的本土化应用，并通过对比男、女译者性别角色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考查性别差异对译者翻译实践的影响，具体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1)性别因素是否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
2)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女性译者是不是一定能够从纯女性视角进行解读与翻译？
3)男性译者有没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
4)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应该鼓励女性译者翻译女性作品还是译者的“双性同体”？（英语中“双性同体”一词来自希腊神话，由希腊语中表示男性的词缀andro和表示女性的词缀gyny构成，表示两种性别的心理及生理特征共存一体。）
在对男、女两译本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精选了22条例证，分别从理解与表达两个大方面，婚姻观、审美观、心理距离、词语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隐含意义的表达六个小层面阐述译者性别因素对其译文的影响。在对所选例证进行科学分析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与其他文化身份一样，性别也是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因素。
2)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女性译者并不总能够从纯女性视角进行解读与翻译。
3)男性译者也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
虽然，人们承认男性译者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但根据例证分析，发现这只是偶然现象而并未系统地出现，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男性译者还不能被称作具有双性视角，即“双性同体”;同时，虽然女性译者在其译文中竭力体现其女性主义意识，从序言到对源语的理解，从增补策略到改写策略的使用，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其女性主义意识，但在分析例证过程中，不难发现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并不是一贯地清晰与坚定，有些时候她还是不能摆脱父权制的阴影，即她所表现出的并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不足以论证仅由女性翻译女性作品的可行性。换言之，中国特有的历史及社会条件使得女性译者不可能彻底摆脱父权意识的影响而成为纯粹的女性主义译者，所以仅由女性翻译女性主义作品的假设不适合中国语境。同时，男性译者偶尔表现出的“她者”视角仅能证明中国语境中有实现双性同体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因此也不适合大力提倡。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第四个研究问题未能得出明确答案，但却促使本文作者从性别视角对翻译研究中“度”的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本文作者认为译者性别意识的体现取决于译者本身的性别意识与作者性别视角的重合度。假设存在一个性别意识连续体，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为其两极，不同的重合度便是这个连续体上的变量。以女性主义文本的翻译为例，以男性译者的男性意识为参照点，译者的性别意识与作者性别意识的重合度越高意味着变量越趋近于女性意识那一极，变量与女性意识极点最终的重合便是实现了双性同体，也就是说，如果男性译者具有女性意识，那么男性译者与女性作者之间就存在一定的性别意识重合度，男性译者的女性意识越强，与女性作者性别意识的重合度就越高，作者在文本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就会在译文中再现得更好，实现双性同体的可能性也就更大。相反，如果译者仅具有男性意识，就意味着男性译者与女性作者之间缺乏性别意识重合度，这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和低劣译本的出现。鉴于男性与女性都是性别问题所涉及的对象，译者的双性同体也并非只适用于男性，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论证男性作家的作品，其最终结论将具有普适性。
综上所述，随着性别研究在翻译领域中的不断深入与成熟，中国译者的性别意识必将不断提升，译者与作者间性别意识的重合度也会越来越高，中国的语境也将造就大批具有双性视角的优秀译者。
虽然本文作者为论文的撰写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一些问题仍在所难免。首先，作为新兴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仍具有争议性，所以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也有不被广泛认可的可能性。此外，本文语料库过小（一个英文文本，两个中文译本），例证均由作者本人主观选取并加以分析，加之作者个人知识、能力及时间所限，本文可能缺乏普适性，但求能对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实证研究提供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案例分析实证，为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同为文化研究一部分的女性主义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蔓延势必对其产生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正是翻译被接纳为文化研究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产物。女性主义思想唤醒了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译者热衷于挖掘父权制下被遗忘、被贬损的优秀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将其作者介绍给读者，同时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使用增补、劫持及撰写前言和脚注等策略明确体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及翻译目的;女性主义译者们意识到由于女性及翻译同被置于社会及文化阶梯的最底层，现有翻译是被性别化的翻译，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大胆质疑传统翻译的“忠实性”及道德观，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性别意识也丰富了翻译批评的研究视角，具有性别意识的翻译批评家通过研究发现父权制下大批女性形象遭到扭曲、女性经验遭到贬斥，而这是从前任何其他视角研究中未能发现的问题，因此，性别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已在当代翻译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翻译研究中最热门的方向之一。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开始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及女性文学批评，但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引起中国翻译界的重视，2004年达到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当年中国大陆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1篇，2005年四川大学费小平教授完成国内第一本专门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的著作《翻译的政治》，之后几年，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也不断丰富（CNKI数据库相关论文检索结果:2005年20篇，2006年22篇，2007年51篇，2008年66篇），截至2009年年底，笔者收集到在中国大陆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女性主义翻译方向相关论文共计228篇，书籍2部。
不可否认，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中国翻译研究的领域，加快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步伐，但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繁荣与成熟相比，国内从性别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并显现出一些不足，这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独立地争取“权利”和“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不同，中国女性以“协作者”的身份参与到男性领导的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运动中，“协作者”的身份使得中国女性趋从于男性思想体系，而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这就造成当前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及梳理上，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基础的现状;其次，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古代女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女性已习惯“服从”与“忍耐”，因此面对不平等，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反应明显不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中国女性主义者在翻译实践中也多使用改换个别用词、调整语序、斟酌表达等相对温和的策略来体现其性别意识及女性身份，翻译实践中体现的这种“温和”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一大特色，但也正是这种“温和”对相关学术论文的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得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相关文章，多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案例分析论证不够充分、乏于说服力。
本文选取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爱玛》为分析文本，通过对比分析其两个中文译本讨论女性主义翻译性别视角的本土化应用，并通过对比男、女译者性别角色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考查性别差异对译者翻译实践的影响，具体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1)性别因素是否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
2)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女性译者是不是一定能够从纯女性视角进行解读与翻译？
3)男性译者有没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
4)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应该鼓励女性译者翻译女性作品还是译者的“双性同体”？（英语中“双性同体”一词来自希腊神话，由希腊语中表示男性的词缀andro和表示女性的词缀gyny构成，表示两种性别的心理及生理特征共存一体。）
在对男、女两译本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精选了22条例证，分别从理解与表达两个大方面，婚姻观、审美观、心理距离、词语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隐含意义的表达六个小层面阐述译者性别因素对其译文的影响。在对所选例证进行科学分析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与其他文化身份一样，性别也是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因素。
2)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女性译者并不总能够从纯女性视角进行解读与翻译。
3)男性译者也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
虽然，人们承认男性译者有从“她”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的可能，但根据例证分析，发现这只是偶然现象而并未系统地出现，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男性译者还不能被称作具有双性视角，即“双性同体”;同时，虽然女性译者在其译文中竭力体现其女性主义意识，从序言到对源语的理解，从增补策略到改写策略的使用，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其女性主义意识，但在分析例证过程中，不难发现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并不是一贯地清晰与坚定，有些时候她还是不能摆脱父权制的阴影，即她所表现出的并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不足以论证仅由女性翻译女性作品的可行性。换言之，中国特有的历史及社会条件使得女性译者不可能彻底摆脱父权意识的影响而成为纯粹的女性主义译者，所以仅由女性翻译女性主义作品的假设不适合中国语境。同时，男性译者偶尔表现出的“她者”视角仅能证明中国语境中有实现双性同体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因此也不适合大力提倡。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第四个研究问题未能得出明确答案，但却促使本文作者从性别视角对翻译研究中“度”的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本文作者认为译者性别意识的体现取决于译者本身的性别意识与作者性别视角的重合度。假设存在一个性别意识连续体，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为其两极，不同的重合度便是这个连续体上的变量。以女性主义文本的翻译为例，以男性译者的男性意识为参照点，译者的性别意识与作者性别意识的重合度越高意味着变量越趋近于女性意识那一极，变量与女性意识极点最终的重合便是实现了双性同体，也就是说，如果男性译者具有女性意识，那么男性译者与女性作者之间就存在一定的性别意识重合度，男性译者的女性意识越强，与女性作者性别意识的重合度就越高，作者在文本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就会在译文中再现得更好，实现双性同体的可能性也就更大。相反，如果译者仅具有男性意识，就意味着男性译者与女性作者之间缺乏性别意识重合度，这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和低劣译本的出现。鉴于男性与女性都是性别问题所涉及的对象，译者的双性同体也并非只适用于男性，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论证男性作家的作品，其最终结论将具有普适性。
综上所述，随着性别研究在翻译领域中的不断深入与成熟，中国译者的性别意识必将不断提升，译者与作者间性别意识的重合度也会越来越高，中国的语境也将造就大批具有双性视角的优秀译者。
虽然本文作者为论文的撰写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一些问题仍在所难免。首先，作为新兴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仍具有争议性，所以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也有不被广泛认可的可能性。此外，本文语料库过小（一个英文文本，两个中文译本），例证均由作者本人主观选取并加以分析，加之作者个人知识、能力及时间所限，本文可能缺乏普适性，但求能对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实证研究提供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案例分析实证，为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