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是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加入WTO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禀赋参与全球分工,出口的不断增长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分工中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代工”位置,附加值往往较低,且贸易模式存在“可替代”风险。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分工位置不仅增值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各国所在分工位置对其价值链的整体稳固有着重要意义。上游环节的产品进入最终消费,较下游需经历更多生产工序,上游部门生产能力的不可替代性对于价值链的整体稳固至关重要。事实上,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的不断冲击,中国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依托的国际分工面临“低端锁定”、“卡脖子”等系列危机。在此背景下,如何助力中国企业由“代工”位置向上游跃升,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关乎企业增值与“国际循环”掌控能力,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事实上,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激励措施。而作为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优惠能否有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尤为学界所密切关注。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减税能够通过提升企业资源禀赋提高出口竞争力,理论上有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税收优惠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传统贸易模式与贸易利益影响的探讨。本文从“分工位置”的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实证补充,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打破“低端锁定”,同时能够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稳固与升级提供有益参考。基于此,本文着眼于“税收优惠能否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这一关键问题,通过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测度,并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对这一实质性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实:增值税转型税收优惠能够通过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相较内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税收优惠提升企业分工位置的效应,对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低技术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拓展边际分析显示:增值税减税在提升企业分工位置的同时,有助于扩大国内产品种类（出口边际）,减少进口产品种类（进口边际）,推动企业出口分工位置更高的新产品,促进“国内中间品”取代“进口中间品”。本文可能有以下贡献:首先,本文从分工位置的维度为研究税收优惠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新视角,发现增值税转型税收优惠有助于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并进一步识别了其内在机制。其次,本文基于进出口产品种类的拓展边际视角,对分工位置升级效应进行解构,发现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扩增出口边际、缩减进口边际,促使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更多地使用本国中间投入,加速全球价值链本土延伸。最后,本文利用增值税转型试点“准自然实验”识别税收优惠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