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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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以每年超过7%的平均速度迅速发展,居民收入相应地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升至0.491后进入下滑阶段,于2015年降至0.462,但依然高于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利用基尼系数等静态指标分析收入不平等是有必要的,但只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某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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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以每年超过7%的平均速度迅速发展,居民收入相应地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升至0.491后进入下滑阶段,于2015年降至0.462,但依然高于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利用基尼系数等静态指标分析收入不平等是有必要的,但只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某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即只能从整体上描述一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能反映出居民收入位次在相应时期内是否发生了变动或者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动。收入不平等涉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关系到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所以从动态视角出发,引入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性可以分析不同时间段内个人的收入位次变化,可以从动态的视角对静态测度指标进行补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对于分析长期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结构非常重要。如果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大于向下流动性,这就意味着某些低收入者正凭借自身的努利脱离贫困,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大提升收入地位的可能性,这有益于我国长期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使收入分配结构变得更加合理。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使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有所不同,并出现了以所有权性质差异为基础的“部门分割”现象,分部门对劳动者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可以比较不同部门收入流动性的优劣,确定需要重点改善的部门。加之男女劳动者受个体、社会等因素影响不同,也有必要分性别对不同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男女劳动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若存在差异,政府可以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划分后的每个劳动者群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劳动者收入向上流动的同时,缩小部门之间劳动者的收入流动性差距。本文在系统整理国内和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别从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和收入流动性差异分解这三个角度出发,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男女劳动者的收入流动性进行比较分析,考察收入流动性对促进机会公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的意义。在实证部分,首先使用收入流动指数、收入流动性质量评价指标以及相对收入的核密度估计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男女劳动者的收入流动性的大小、质量、潜力等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其次,通过Lasso-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男女劳动者的因素分别进行分析,主要从人口学特征、工作特征和位置信息三方面展开研究。最后,在分析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差距分解为“素质差异”和“系数差异”两部分,探求缩小两企业间收入流动性差距的方法。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收入流动性现状好于国有企业,但潜力不如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男女劳动者各自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不同;性别分割视角下,各类具体素质和素质回报率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流动性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但主要影响均来自于素质回报率。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建立更加全面的收入流动性测度体系,同时从大小、质量和潜力三个方面对收入流动性进行综合分析:第二,在“部门分割”的基础上,关注到男女两个群体各自内部的收入流动性差异情况,丰富了我国收入流动性的研究;第三,采用Lasso-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避免了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本文的不足体现在:第一,在筛选及匹配样本时,筛出了与要求不相符的大量样本,导致最终获取的样本量不够大,可能会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进行分解时,只是从均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未从分位数的角度分析,无法得出在不同企业、不同分位数上,素质差异和系数差异对收入流动性差距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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