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八十年代《北京文学》的恢复性梳理，重新构建起历史意义中的文学变迁过程。《北京文学》在八十年代共经历四次主要的负责人变动。李清泉时期的《北京文艺》/《北京文学》是贤者办刊的文学“甲级队”，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苏辛群继承了李清泉办刊的特点，但其发稿倾向已开始求稳。杨沫时期的《北京文学》仍对文学的发生有所期待，这时期的《北京文学》在指导青年作者方面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总倾向已渐渐脱离更为主动的文学变革大潮，到杨沫后期的《北京文学》甚至对新的文学观念形成一定阻力，这其中固然有外部因素的桎梏，但编辑理念的停滞也是造成刊物衰落的重要原因。林斤澜和李陀时期的《北京文学》探讨文学期刊与文学发展、文学批评的关系，使《北京文学》重新回归作品与批评的主战场。这是《北京文学》在经历八十年代的编辑变动和文学风潮变动后，为走向更成熟的编辑办刊提供了可能。林斤澜和李陀时期的《北京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市场因素对文学期刊的介入。这也为九十年代《北京文学》的整体走向作了铺垫。 相对于九十年代的文学视野，八十年代的昂扬精神和十年间的政治．文学形势，不仅是在以时间的形式结束一段作为遗骸的革命思维和现代历史的交叉史，而且也在于以文学的形式记载了各种形势转化中的“人”的生成过程。作为抽象意义的“人”，他的变化是在每一历史时段中，在选择出的历史承认和即成承认的身份下进行的，这使本文形成于一种整合的历史观和细化的历史变动中，同时也使得建构而非解构的方法成为本文的叙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