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人们大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几乎不曾或很少与不同民族、种族的人来往交流。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通讯手段的迅速改善,以及移民政策的大力推广,跨文化交际在广度、密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全世界的人类已经成为了痛痒相关、休戚相系的“邻居”。可是在跨文化交际成为一股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人们却发现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给人们的交际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问题,矛盾和冲突也因此而时时发生。因此,加强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了解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根据萨莫瓦尔和波特的观点,两种文化的相似性越多,那么这两种文化对其所属的人类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越小,因而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做的调整就越少;反之,两种文化的相异性越多,这两种文化对其所属人类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越大,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做的调整就越多。而跨文化交际失误常常是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差异过大且人们不能有效调整导致的。中国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而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的典型。这两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平行且无交汇的。因此,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当今世界跨文化交际的典型范例。在中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人们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在本篇论文中,作者根据陈国明先生的交际模式理论,分析了中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动态模式。然后,作者从文化模式、思维模式、自然环境和历史角度分析了造成中美动态交际模式的根源。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首先通过具体事例分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的交际模式。中国人喜欢高语境交际模式,他们说话含蓄、间接,经常使用自谦式言语方式,中国人善于沉默。与此相比,美国人偏向于低语境交际模式,他们说话直言快语、一语中的,经常使用自我提升的言语方式,美国人健谈。因此在中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双方必须不断进行调整和适应才能保证成功有效的交流。而这个过程恰恰是一个动态的构建“第三文化”的过程。在分析了中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动态模式后,作者进一步从四大方面讨论了造成此种交际模式的根源,它们是(1)文化模式,包括: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依赖型自我构建和独立的自我构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儒家思想和美国信仰,以及强面子关注和弱面子关注;(2)思维模式,包括:综合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螺旋性思维和线形思维;(3)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及城市布局和建筑;(4)历史。因为中美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并且由于作者的知识水平和所收集材料的局限性,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仅是中美跨文化交际中很小的一部分,希望能够为此领域的研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