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过程中,我国采取了各种积极的举措抗击疫情,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尽管如此,大多措施都侧重于事后的治疗而非事前的预防。其中预防制度的关键环节——预警机制的作用更是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常常处于“失灵”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若能发挥预警机制的作用,那么对于防控传染病大有裨益。通过预警机制评定风险等级,对外发布预警信息,指导行政机关与民众科学有序地参与应急处置活动,避免较大损失。因此政府有必要由事后的救火员角色向事前的监测预警员角色转变。在经济生活中,特大城市往往能够利用人口数量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快速发展。但应对传染病风险,这些优势就会转化为防控的劣势,人口基数大与人口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其较中小城市承受着更大的传染病风险,其治理能力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对特大城市而言,有必要充分利用预警制度。通过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城市的细微变化,提前预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导政府与公民恰当行动,将传染病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以最大程度地消解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冲击。应对新发传染病,特大城市又有其独特的优势,人口异质化程度高,创新能力与数字化运用能力强,且法治化程度较高,为建立健全传染病预警机制提供了保障。本文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国家及特大城市出台的有关传染病预警机制的规定,并结合各大城市的抗疫实践,分析得出预警制度“失灵”的原因。除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的表象外,还有深层的行政组织法上的原因,即层级制的预警权限配置模式与传染病疫情蔓延的趋势存在矛盾。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权限模糊、预警信息专业性与预警信息政治性之间的冲突,传染病信息流动的封闭性以及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在行政组织法的框架内完善预警触发机制与责任制度,优化风险信息收集与交流机制;在行政规范法上借鉴气象灾害预警的经验,完善应急预案,并将预警机制运用到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体系中等等。本文认为特大城市传染病预警机制的完善,能够为我国其他中小城市提供借鉴范本,由点及面地推动预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尽管疫情防控已悄然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大流行病席卷而来,且足以威胁人类生命。因此,应总结当下的经验教训,完善传染病预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