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案件往往会涉及未成年人的利益,但由于家事案件诉求的复合性,其更注重成年人之间矛盾的调和,处理案件时难免出现价值取向倾斜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可能会走入“成人化”诉讼的模式,未成年人的权益存在被侵害的威胁,因此在家事案件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未成年人,理应受到国家和社会更多的关怀与帮助。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不能仅依赖法官。法官在审理裁判中具有专业优势,但在了解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协助调解与判后回访方面是无法与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丰富的其他人员相比的,因此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中,吸收社会辅助人员协助处理审理裁判之外的事项是有必要的。同时,将社会辅助人员对案件事实部分调查的内容写入判决书加以阐明,可以使案件说理更具客观性、科学性以及针对性,基于此我国各地法院开始进行社会专业人员辅助审判人员处理家事案件的探索。近年来,随着少年司法的发展,起源于刑事诉讼领域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逐渐从刑事领域延伸到家事领域。本文首先对社会观护制度跨部门法运用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观护制度引入家事诉讼,主要原因在于家事审判和涉及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融合逐渐成为趋势,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是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口前移,且因刑事、民事诉讼领域观护制度理念相通、程序相近、资源互通,基于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考量,在家事案件中予以适用,但需注意该制度跨部门法适用的差异点。其次,由于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社会观护制度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在理论上也没有对该制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观护制度理论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司法实践,亟需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依据“国家亲权理论”,家事案件中若存在未成年人无法得到父母适当保护,权益可能遭受侵害的情况,国家便可超越父母亲权,对未成年人权益“兜底”保护,体现在审判领域即是在诉讼中为未成年人选取利益代表充当“国父母”,社会观护制度正是“国家亲权”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职权探知主义”也是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的理论依据之一,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尽管属于私法上的纠纷,但往往包含公共利益,需要寻求身份关系的真实性,观护工作的开展基于法院的委托,因此观护员需要在法院探知的范围内进行观护调查。再次,通过对我国家事案件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规范层面以及审判实践的现状进行分析,深刻剖析该制度在探索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总结日本家事法院调查官、德国程序辅佐人、英国儿童和家事法庭咨询支持服务署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家事法庭辅助人员针对未成年司法保护方面的有益经验,有针对性地汲取其中合理成分,最终提出完善我国家事案件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