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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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环境不断面临威胁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急需向绿色化转变以破解“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其中,使用生物农药是实现环境保护、农药减量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多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措施推广生物农药,然而我国生物农药市场占比依然较低,呈现出“叫好不叫卖”的尴尬局面。那么,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措施是否促进了农户采用生物农药技术?如果有促进作用,其影响机理是什么?如何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厘清上述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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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环境不断面临威胁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急需向绿色化转变以破解“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其中,使用生物农药是实现环境保护、农药减量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多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措施推广生物农药,然而我国生物农药市场占比依然较低,呈现出“叫好不叫卖”的尴尬局面。那么,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措施是否促进了农户采用生物农药技术?如果有促进作用,其影响机理是什么?如何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完善相关激励约束长效机制,有效促进农户采纳生物农药技术,进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基于此,本文利用湖北省、河南省738份微观调研数据,从政府的引导和规制出发,分析外在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根据农户不同特征,分组讨论了各项措施的影响差异和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外界信息—个体认知—行为决策”的传导路径,进一步探究农户认知在政府激励与约束措施影响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调研样本中已有超过半数的农户采纳了生物农药,这类农户大多愿意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并在自家所有土地上实施相同的施药策略;调研地各项激励与约束措施的实施力度并不高,但与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户采纳生物农药的可能性随激励与约束力度的增强而提高。第二,技术培训、政府宣传、政府补贴、生产监管、政府处罚均能显著地提高农户采纳生物农药的可能性,证实了政府的正向引导与反向规制能够促使农户用药向绿色化转变;不同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边际作用大小排序为:政府处罚>政府宣传>技术培训>生产监管>政府补贴;此外,农业支出、劳动力数量、作物品种、耕地质量、种粮目的以及生产稳定性情况也会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第三,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户群体,政府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其生物农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区别。本文根据受教育程度、种粮目的、生产稳定性对样本农户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政府补贴和生产监管更容易影响低教育水平农户,而技术培训对高教育水平农户的作用更明显。各项激励与约束措施均能有效促进以销售为目的的农户采纳生物农药,而对口粮农户而言,只有政府宣传和政府处罚对其行为起作用。低生产稳定性的农户是否使用生物农药仅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强度,而当农户具有稳定生产意愿时,各项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其行为均有效。第四,农户认知在政府措施与农户生物农药采纳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即激励与约束措施会通过生产成本认知、预期收益认知、自我能力认知以及生态环境认知对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并且,不同激励与约束措施的作用路径不同,技术培训通过改变自我能力认知影响采纳行为;政府宣传和政府处罚通过预期收益认知和生态环境认知的变化影响采纳行为;政府补贴则是通过生产成本认知、预期收益认知以及自我能力认知三条路径影响采纳行为。总体而言,激励措施不仅直接影响农户行为,还会通过改变农户认知情况对其行为产生间接效应,约束措施则表现出强制性特征,对农户行为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应从完善激励与约束措施、制定差异化推广策略、构建多元干预机制三方面促进农户采纳生物农药。一是要积极拓宽激励措施形式,明确约束措施的界线,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不断优化其结构,增强激励与约束的协同效应;二是要结合农户实际需求和心理认知的变化,通过差异化策略增强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激发农户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三是重视其他主体对农户行为的互补作用,通过市场、合作组织、社会环境全面地对农户行为加以引导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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