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及终局性作用,而实现法律的作用,关键在于法律适用,特别是法院系统适用法律,作出司法裁判这一过程。法律功能实现的程度即司法效果是考量一个国家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司法效果不佳往往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顽疾。目前我国各级法院经常会作出一些与民众基本的法感情、伦理观相冲突的判决,这些判决对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更有甚者引致了社会道德观的崩塌。司法效果不佳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法官在审理裁决案件时,未能充分的考虑到判决可能导致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旦作出的判决过度的偏向其中一方,必然导致司法效果的失衡,随之带来法律运行的不佳。我国关于司法效果的研究历史悠久,但对于司法效果的具体内容仍存在分歧。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实务界和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司法效果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国外对这两种效果的内容提出了许多看法,在共识意义上,法律效果要求法官在司法裁判中严格适用法律,追求程序正义,保障法律确定性,以此实现其预期作用;社会效果则是指司法裁判必须注重其生效后将产生的社会影响,追求实质正义,要求裁判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司法效果失衡现象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则与社会民意的无序离合、职业理性与大众理性的思维阻隔、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权张弛失度、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永恒冲突、地方性规则与国家正式制度法源之争、能动司法与机械司法的观念抉择六大表征。在这六大表征后面隐藏的原因则是法律内部的不统一、语言的多义性、法官素质不高以及社会制度支持不够。避免司法效果的失衡必须坚持以法律效果核心,除某些特别情况外,在法律效果之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实现司法效果平衡的关键在于法官进行司法裁判时,必须按照司法三段论严格适用法律。在适用三段论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民意,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案例指导制度等方向建立民意的沟通回应机制;法官必须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在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恰当的运用利益衡量等方法,适时拓展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最后,实现司法效果的平衡,法官必须综合掌握和运用包括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不能极端偏向其中一个效果,完全忽视另一效果,必须采取上述的方法,保障司法效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