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蝶”意象出自《庄子·齐物论》,是庄子为说明“物化”“齐一”之理而创设的。《庄子》自先秦诞生后,被埋没了很长一段时间,两汉时期几乎无人问津,直至魏晋,却突然成为整个时代的文明核心,而“梦蝶”意象也因构成简单却意境深远、体量短小却富于哲理的独特魅力获得了魏晋以后文人的普遍喜爱,被广泛地征引于各色文学作品中。绘画题材的扩张与版画技术的发展给“梦蝶”意象的图像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土壤。同时,作画者画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促使他们熟练地从文学中找寻绘画灵感,因而“梦蝶”意象在文学中的繁荣态势进一步催化了它的图像化进程。且《庄子》中的“梦蝶”意象本身就蕴涵着强烈的视觉化色彩,这才形成了内外合力,使得“梦蝶”意象得以成功进入图像的表现领域。在各类图像中,“梦蝶”意象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可将其划分为“梦蝶”意象的直用图、曲用图与隐用图。直用图中的“梦蝶”意象是完整明确的,是画家将《庄子》中的“梦蝶”意象直接图像化后的产物,图像中“梦蝶”意象的情感色彩与意义指向都与《庄子》中的“梦蝶”意象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曲用图中的“梦蝶”意象依旧完整明确,但却经历了一定形变,是后世曲解“梦蝶”意象后创造的图像产物;隐用图中的“梦蝶”意象是潜行不彰的,是后世隐性接受“梦蝶”意象后创造的图像产物。以历史为脉,图像中的“梦蝶”意象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前接受阶段与明清时期的接受与后接受阶段。宋代,绘画领域开始出现有关“梦蝶”意象的图像,但“梦蝶”意象距离真正的图像化还有一步之遥。元代,“梦蝶”意象正式进入图像的表现领域。而自明代以后,图像中的“梦蝶”意象迎来了种类与数量的双重提升,并有部分画家达到了对“梦蝶”意象的深层认同阶段。微观而言,画家作为“梦蝶”图像化的接受主体,他们的接受过程可以划分为“意象感知”“情感体悟”“内在认同”与“绘画实践”四个环节。而“梦蝶”意象被接受的内在机理是这一接受过程得以生发的前提与保证。“梦蝶”意象被接受的内在机理可以划分为“反应—召唤—认同”这三个维度。相较《庄子》中的“梦蝶”意象而言,“梦蝶”意象在图像中的审美指向必然将产生一定的变化。图像中“梦蝶”意象的审美价值既有承续自《庄子》的审美传达,也有源自新生文本与图像的审美增殖,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削减。这些不变与改变共同构成了“梦蝶”意象的图像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