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形成跨境错位控制。跨境错位控制是指最终控制人与直接控股股东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中国作为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跨境错位控制现象也日益凸显。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自身以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逐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因此,研究跨境错位控制的形成原因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引导外资合理发展的着力点,并为公司制定跨境发展战略提供衡量标准,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司发展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已有文献研究过国籍错配、跨境股权结构、全球股权供应链,也关注了股权结构涉及的离岸金融中心、控股公司注册地、税收等方面,本文将针对股权结构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跨境错位控制进行充分研究。本次研究从明确跨境错位控制的内涵开始,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跨境错位控制的定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围绕3个研究问题展开:第一,中国上市公司跨境错位控制情况是什么样的?第二,中国上市公司形成跨境错位控制的原因是什么?第三,中国上市公司形成的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是否有影响?第2章首先对跨境错位控制进行了明确定义,然后梳理了跨境错位控制的研究进展、影响因素及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跨境错位控制影响因素的公司、行业、制度三个层面的特征,选用战略三角理论进行跨境错位控制“前因后果”研究模型推导。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框架。战略三角理论融合了公司资源、行业、制度的观点,既强调不同层次条件,还关注不同层次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跨境错位控制作为一种跨境的、复杂的股权结构,在跨境过程中会涉及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同时也脱离不了资源、行业的影响。所以跨境错位控制的形成原因可以用战略三角理论来解释,而且在不同的资源、行业、制度条件下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跨境错位控制的“前因后果”研究模型。第3章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境错位控制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基于跨境错位控制的界定方案,对2004年到2019年沪深两市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跨境错位控制样本的筛选,对37810个年份-公司样本的最终控制人、直接控股股东进行识别、比对,最终得到81家上市后形成的跨境错位控制公司,后面的实证研究均是基于这81家跨境错位控制公司展开的。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在近二十年的跨境错位控制发展史中形成了规模不大的跨境错位控制现象,在所有者来源地、控制层级、注册地、行业、跨境错位控制类型及各类型形成时间分布上都存在不均衡性。第4章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形成跨境错位控制的前因组态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81家跨境错位控制公司进行了3个层面、6个前因条件的567个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跨境错位控制的形成有4种前因组态,双重压力驱动型、制度压力驱动型、行业压力驱动型、居安思危自发型。进一步研究不同跨境错位控制类型的形成机制发现,61家“境内-境外”型跨境错位控制公司主要有双重压力驱动型和制度压力驱动型2种机制,9家“境外-境外”型跨境错位控制公司主要是制度压力驱动型,11家“境外-境内”型跨境错位控制公司是双重压力驱动型。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境错位控制主要受环境压力驱动,环境压力包括制度压力和行业压力两种,其中制度压力影响最为广泛,特别是法律制度。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政策主动权,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对跨境错位控制公司实施引导。第5章首先对81家跨境错位控制公司与355家非跨境错位控制公司的绩效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然后结合前因组态分析结果,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前因组态类型、不同跨境错位控制类型的3种公司绩效的5年期差异。研究结果发现,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整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前因组态类型、不同跨境错位控制类型的公司绩效表现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形成的跨境错位控制在一定的公司资源、行业条件下可以改善公司绩效。制度只影响跨境错位控制的形成,对跨境错位控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没有作用,真正影响跨境错位控制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是资源条件、行业条件,而且二者交互影响的机制具有不对称的复杂性。因为只受制度影响,没有行业压力、没有资源优势的跨境错位控制不能改善公司绩效,而有行业压力或资源优势时公司绩效才有可能得到改善。行业条件中资本需求高时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有明显正向作用,在资本需求不高时还难以定论。但同为行业条件的竞争程度的影响就不一样,竞争程度高时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没有明显正向作用,竞争程度不高时有反向作用。而资源条件发挥作用受行业条件的限制,如果行业条件程度不高时,当地知识不能积极影响跨境错位控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但当地知识影响的主要是证券市场绩效,真正能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是跨境错位控制在解决行业压力问题时引入的境外资本,是通过跨境错位控制流动的要素在发挥作用。由此可以认为,跨境错位控制不只是政策寻租行为,它是可以改善公司绩效的有效经营战略。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跨境错位控制进行适当引导,充分发挥跨境错位控制公司的积极作用。而公司也应该根据资源、行业、制度条件判断自身是否适合发展跨境错位控制,能否通过跨境错位控制获得长期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境错位控制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以往文献关于股权结构做了丰富的研究,本文针对股权结构中的特殊形式——跨境错位控制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跨境错位控制的情况、形成原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3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不仅有助于学界和业界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境错位控制,也为未来更多相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本文对跨境错位控制概念提供了操作化处理方案,包括界定和测量,并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中进行了初步应用。这里的概念界定和测量不等同于变量定义和计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对应着企业的实践。这为以后跨境错位控制的研究提供了概念操作化方案,且不仅限于中国公司的研究,将为更多国家或地区的跨境错位控制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再者,本文引入了“QCA+PSM”的研究范式,对跨境错位控制的前因后果展开了链式考察。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系统化研究正好可以配合战略三角理论的多层次视角,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在定性比较分析法得出的不同前因组态基础上又可以进行公司绩效的比较,这使得跨境错位控制形成原因的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到深化,同时跨境错位控制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也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解释。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对于情境复杂的研究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是推动战略研究新范式的一次有意义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