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军人指抗日战争期间负伤成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根据本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内容，专指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残废军人。　　本文以抗日战争为研究背景，上承战前国民政府对残废军人的安置，下接抗战胜利之后荣军的最后归宿。考察战时中央政府对战争伤残的应对能最便捷地检测出一个国家政权在战时的工作效能和整合国力的水准，以荣誉军人为中心的研究可以反观战时正面战场国军的真实战力和军力;且考察战时残废军人的生产生活，可以探测社会各界在抗战时期最真实的面相和依违失据的心态，荣誉军人的生活际遇也能集中反映抗战之际中国前方与后方真实的社会样态。　　抗战爆发之前，南京政府确立了教养院收容残废军人集中教养制度，受伤官兵在陆军医院治疗，伤愈者归队，留有残疾者由军医院鉴定残等，转拨交有关残废军人教养院收养。南京政府战前的残废军人教养院制度具有崇德报功的恤赏意义，不过该种残废军人教养实质上只养不教，无形中就是国家供养的一个特殊群体，未能全面实现残废军人的教养职能;因为，残废军人教养不仅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还得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毕竟饱食终日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并且，残废军人为国成残，国家对于该等教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他们残而不废，回归社会。战前南京政府在残废军人教养方面也未积极探索出一套成熟残废军人教养机制，但因战前该等人数不多，有关问题尚未凸显。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对战争所造成的军队伤亡缺乏足够的估计，军队伤残与军队征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久久未能解决。依照征兵制度，适龄壮丁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一旦负伤成残即享受国家收容教养的权利。然而，抗战大背景催生的南京政府征兵制未有切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义务兵役制度难以深入人心;传统思想及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国民视服役为畏途;各级役政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等因素使得征兵制在实践过程中面目全非。而且，全面抗战爆发，南京政府尚未举行全国性及龄壮丁兵役调查，即遽然发布了征兵令。从此，征兵过程冲突不断，社会骚然，且被征壮丁“俟机即跑”，整个国军部队战时军队建设陷入“士兵征了又逃，逃了又征，练不完的新兵”的恶性循环。并且，军队伤亡的骤增需要更多的壮丁补充，但现役士兵和伤兵不如人意的遭遇使得众多的壮丁逃避服役。淞沪抗战既起，国民党军队伤残猛增。国民政府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残废军人教养院数量，并增设休临教养机构、健全制定政策法规，收容教养持各种心态奔赴抗日疆场而负伤成残的国军官兵。在抗战期间，作为主管机关的中央荣管总处、军政部荣善司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荣军权益保障。伤兵之友社、荣军生产事业委员会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参与了对荣军的社会救助。　　本文重点选取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六临时教养院、第十八临时教养院、第三教养院、第七教养院住院荣军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荣军的官兵构成、平均年龄、籍贯、致残原因等方面，利用技术分析的方式来分类展现抗战期间国军这群伤残的群体面相，进而从这群肢体不全的荣军反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力战力、军队保育、后勤保障、役政等方面的真实状况，并通过具体的技术参数比较了精锐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的差异。同时，着重分析了非战斗减员因素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荣誉军人在大后方一度与地方关系紧张，民众尽管千方百计规避服役，但对于分摊了他们抗日御侮义务的残废官兵，他们较少感激。愈是远离战火的大后方，荣誉军人与当地军警民的关系愈为紧张。而在敌后的教养院荣军与当地民众之间，其关系稍显融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此曾多次倡导民众要爱护荣誉军人，因为该等为保卫国家民族已经尽了光荣的责任，国民对于他们应当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在物质上应该尽量供给帮助，然效果不尽人意，政府与民众在对待荣誉军人一事上表现出较多的不一致。在公义和私利的价值取向上，民众的务实选择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　　战时国民政府对荣誉军人采取设院教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于应尽职责的履行;另一方面，为达到“化军为民”各得其所的目的，国民政府通过拨款和贷款的方式，鼓励并培训有部分劳动能力的荣誉军人参加工农业生产。计抗战期间，共有5604名荣军参加了工业合作社生产，9314名荣军从事农垦。在此期间，荣军工业生产均有所发展，农垦面积不断扩大，不少荣誉军人组成了家庭。且有部分教养机构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创办荣军子弟学校，为荣军子女及当地民众提供教育机会。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依据《复原大纲》及六全大会决议编拟了荣军善后安置计划，设计了“回籍、就业、生产、集中赡养”等四种办法。然战后国内政局动荡，内战频仍;又因荣军安置主管部门太多，“需款巨大”，因此，种种方案设计虽为完备，却难以施行，荣军整体性安置只有缓议而另行拟具“请假回籍休养”、“出院服务”、“安排就业”等暂行办法指导战后荣军善后工作。因此，战后南京政府仅仅是维护了抗战时期荣军善后的成果;更为消极的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迫切需要，南京政府战后已没有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去顾及既往的“党国干城”，复员安置荣军的政治许诺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也未曾兑现。　　总之，抗战期间的荣誉军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拥有荣誉之名确无荣誉之实，他们在捍卫全体国民所属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过程中负伤成残，却不时受到后方和平环境中民众的排斥，他们的伤残见证抗战国军战力军力之弱，他们的人生际遇展示了乡土时代的民众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公民之间巨大的政治意识差异，过去政权所遭遇的困惑也不仅仅是抽象的教训，民众在家与国之间如何摆正自身的角色，国民性的重建比教化的作用更具有紧迫性。